采访 INTERVIEWS
武雨濛（Cici Wu）1989年生于北京，成长于香港，目前生活和工作于纽约。她的个展“离开白色尘埃之时”围绕美国艺术家、作家车学庆|#note1|[1]|关于文化和记忆的未完成讨论展开。武雨濛用她自己发明的录光装置，将车学庆未完成的影像素材转译成光，再转化为数码影像；地面散落的数十件手工物件则回应车的剧本故事线。本文中，她谈到了在前全球化时代亚裔身份的塑造和全球化的今天亚裔的身份自洽。展览将在纽约 47 Canal持续至5月27日。
《离开白色尘埃之时》（Upon Leaving the White Dust，2018）是此次同名展览上的唯一一件作品。该作品（展览）的命名一部分来源于美国艺术家、作家车学庆生前未完成的一部电影：《来自蒙古的白色尘埃》（White Dust from Mongolia ，1980）|#note2|[2]| ；另一部分来源于我对“离开”这个动作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想象。此外，我也希望可以赋予“白色尘埃”多种象征。
我的确想把车学庆带回到纽约当下的艺术现场，因为她的一些思想很值得被再次关注。1980年，全球化大潮还没形成，身份和文化尚未像今天这样被大规模资本化。在这样的年代，车学庆想要发掘关于人的故事，想知道那一小部分从韩国流亡到伪满洲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历史是什么，而并非利用表面的图像或视觉元素来构建某种形象，这让我感到很好奇。我欣赏她作为一个亚裔美国艺术家，如何很早地意识到并开始为非美国白人观众而创作，一个人就开启了全球艺术语境下创作的一种实验精神。更可贵的是，这种实验精神来得非常自然，似乎她天生就能理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同时具备在理解之后凝合这些差异的创造力。
我对车学庆的工作感兴趣，部分也是因为我在纽约的生活圈子里有许多影响着我的人，他们都是美国人，同时也可以说是亚洲人。在我的展览文本里，我引用了车学庆的一段关于《来自蒙古的白色尘埃》的文字：
“所有的元素都被植入历史的语境来呈现，为的是减少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心理间隔。
记忆，作为集体性的源泉，具有近乎实体和有机的维度，那里时间和空间相互叠加。它代表着时间的躯体，是位于既永恒又无法衡量的时间体内部的计量单位，其中我们的存在如同伤口一般被记录着。”
这些文字写于1980年。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亚洲人可以来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有韩裔美国人，也有韩裔中国人，或者越南裔菲利宾人，甚至韩裔俄罗斯人、日本裔巴西人等等。他们的存在大部分是因为战争，无论是武力上的还是文化上的。车致力于讨论的并非政治或者身份差异，她想探索的是如何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心理间隔。我非常受这个想法的影响，并且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许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一道伤口。当然，我也清楚地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必要或想要成为这种“伤口”。
我一直把电影院看作一个承载图像的场所，并从这个载体里得到很多灵感。在《离开白色尘埃之时》中，你只能看到单调的光的明暗变化，没有图像。去年纽约艺术设计美术馆放映了《来自蒙古的白色尘埃》仅三十分钟的电影素材，放映期间电影院的光线被按照每秒二十四帧的速度记录在我做的一个手工小设备（Foreign Object #1 Fluffy Light, 2017）里，然后转化成数码影像。我觉得观看这些光的时候，就像是在观看一个人转身离开影院的瞬间所体验到的感觉。
地上的物件包括烧过的陶瓷、未烧过的泥、玻璃、硅胶、玩具火车轨道等等，都是《来自蒙古的白色尘埃》故事分镜的内容。唯一离开地面的是一块透明的蓝色塑料布，夹在两张宣纸之间，一面写着“女男”，另一面写的是“父母”。我第一次在《听之任之》 里看到“女男”的时候，是用西方女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想到一些理论。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车在描述战争中去世的年轻女性革命者时，会写道：“她是由一个父亲，一个母亲，所生。”在墙上的投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中性的影子，是一些未完成的意义。
|#note1top|[1]| 车学庆（Theresa Hak Kyung Cha）1951年生于韩国釜山，13岁随家庭搬到旧金山，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比较文学和艺术，其作品关注由政治及地域变迁带来的文化、记忆的错位和变异，形式包括行为表演、录像、绘画和写作等等，1982年在纽约遇害。
|#note2top|[2]|《来自蒙古的白色尘埃》包括一部电影和一本历史小说，均未完成。伯克利艺术馆/太平洋电影资料馆。
采访／ 吴建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