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继2016年展出“荔枝姑娘”项目第一部分后，毛晨雨近期的同名展览是围绕这一民间人物的第二次创作尝试，也被艺术家称为“绿幕写”。这次对于毛晨雨来说，与其说荔枝姑娘是书写的对象，不如说她成为了一种书写的方法，是艺术家对于“成文（written）”的记忆书写方式的反思。这个展览包括一部“待定”的散文电影、装置组群、“谷纹”绘图，以及一些现成品文物等元素构成，与毛晨雨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以及他长期的“稻电影”项目共同构成庞大的知识网络。位于亚洲当代艺术空间的展览“荔枝姑娘”持续至10月28日。
这个展览是一个非常临时和即兴的平面。是第一次用装置的语言来进行叙述。我在制作这些物件的时候，把它们放在整体空间来看，比如第一部分我希望做成一个洞穴的感觉，有灵动的、感性的东西在里面。2015年以来，我对展陈空间的理解从懵懵懂懂到现在能够把展览做得比较干净，这一次我希望创造出让观看者第一时间就能够感受到的信息。我想在空间里构造情境，最后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厅，第二部分是绿幕电影，第三部分是一个绿幕概念的陈述：关于记忆如何在有刻度的时间中被描述。二楼的绿幕装置是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荔枝姑娘的十二个物件是来自不同的历史时间段，像器官一样构造了她的身体。
这个展览中我埋下了三个线索，不是要收回什么，这些都只是开端。第一个是“绿幕写”这个概念，第二个是谷纹作为记忆的符号形式——谷纹是玉器研究里面的一种象征丰收的符号，第三个是松香——在地质年代里面成为记忆的材料，它是琥珀的矿石。
从银川双年展开始，我想主动改变我参与叙事的方式。最近两年想要去做变动的意欲很强烈，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继续调整视角，但是这次我是这样做的：把自己放在其中，把我看待荔枝姑娘的角度，也搅浑到整个作品装置里面。我不能清晰地说出我能看清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以前在处理自己的位置时是模糊的。我现在反思16年《荔枝姑娘》那个录像觉得里面有很大的危机，有一些把主观性强加在对材料的使用上。现在我把自己投进去，而不是做线性的历史叙述，反而感到很轻松，回归到荔枝姑娘所在的场景与当下之间连接的想象。
这里展示了一部“没有发生的电影”，它好像拍完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拍。有时候我觉得电影都不需要拍，梦境里都做完了。那部电影我做得非常粗糙的，只用了两天的时间把它搭出来，到展览最后一天我还不知道这个影像在展览中扮演什么角色，到底是将展览中的线索勾连起来，还是自身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作品。我最近租了一个工作室，希望在里面搭一个绿幕场景。这次绿幕只是作为线索，之后我会直接用到抠图技术，使“绿幕写”由技术本身发生，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隐喻。
我现在对传统样式的电影的欲望非常不强烈。传统的电影语言很容易走入套路或者惯性。我觉得独立电影总体领域没有跟上今天当代思想的界面，特别是阅读。我们的视角与我们的阅读界面有关。我逐渐开始梳理之前到底做过些什么，我之前在很模糊的状态中做了很混沌的事情。我以前做展览非常疲于应付，现在无论是在公共展示还是在叙述角度上，我更能够找到自己的主体，而不再依赖于外在的系统结构。之前我总感觉自己像材料供应商，不断地提供内容，材料拼贴。当然在这种清晰化的过程中也会谨慎一种固定化、体制化的倾向，我不希望自己被阅读的方式确定下来。
我最近引用了几个美国人类学家的论述。以前常看欧陆学者的写作，但最近我觉得英美系统更有活力，更吸引我，改变了我的阅读方式。比如安娜·青（Anna Lowenhaupt Tsing，又译罗安清），她非常漂亮地提出了“废墟上的多时间性”，再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还有伊丽莎贝·波维内利（Elizabeth A. Povinelli），这几位都是女性。地质本体论（geontologies）是波维内利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国内有时翻译成“地理本体论”，地理涉及到社会人文层面，但我觉得翻成地质本体论更确切一点，这样一来把气候危机和栖居的概念彻底搅浑了。我们一直以为地球的栖居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之上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去中心化，去掉人类中心以后我们就不用担心未来的问题了，地球的未来不过是地质过程的延续。
采访／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