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从2017年代表香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到2018年参加古根海姆美术馆的群展“单手拍掌”，杨嘉辉是近年最具国际声誉的香港艺术家之一。他近年的创作从专注于声音研究、音乐实验和政治议题，逐渐转向以更为视觉化、发散的方式去呈现这些严肃议题。目前马凌画廊（上海）展出了他的个展“马路如虎口”，这个来自于1990年代香港政府宣传交通安全儿歌中的口号，被杨嘉辉用来指涉汽车文化的发展与不同步的社会制度规范之间的矛盾。基于对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汽车历史的研究，展览通过现场可驾驶的3D打印巨大鞋履形状的碰碰车、关于汽车噪音的声音绘画，以及动画视频作品前散落一地的柠檬，以看上去幽默而轻松的方式讨论了关于汽车文化背后的种种政治性议题。
“马路如虎口”源自我去年在芝加哥对这座城市的研究。我从对芝加哥的兴趣，逐渐细化到对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1930年代的兴趣。这一时期美国刚刚从大萧条走出来，是一个明明经济依然很差，却要硬装得很好的年代。它很有趣，也很矛盾。你会在1933年芝加哥世博会中看到很多自动化的产品，汽车文化和汽车生活就是其中的典型，它是一种先于现实核实的天真。同时，这种自动化也具有黑暗面。汽车是这个研究计划的开口。在1930年代，汽车文化的普及随之带来的是该如何处理那么多汽车、人与车的关系、公共安全、行为规范和法律制度。它代表了国家意志的胜利，也是关于自由。它关乎危险和驾驭、奢侈生活的表现和工人阶级的基本需求。我们一方面对汽车的普及很自豪，但同时又对它没有控制，迷恋与恐惧并存。它是多维度的，同时又是非常加速和慌乱的。当我们面对一个无法控制的机器和系统时，我们只能去找那些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办法，政治系统也是如此。我们看不见它，所以我们过度地阐释和分析。
在展览中，我会考虑不同的空间特性。在音乐表演时，对空间的处理会比一般视觉艺术展览的空间处理更复杂。你甚至会因为场地的条件而去修改编曲，这与在工作室中创作完成一件作品的状态是不同的。当空间没有特别明确的属性时，艺术家就需要去掌控它。这次在马凌画廊的展览也是如此。对我而言，这次展览如果去呈现极简的作品或是对空间低量处理是不适合的。除了作品本身，空间使用、作品尺寸、灯光设置，这些环境因素没有必要被弱化或隐藏，它们就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这也许与我接受作曲和音乐的训练有关。一方面，我们没有必要把音乐厅和剧场里聆听习惯和听觉体验直接照搬到展览空间中；另一方面，如何让观众“听”到作品中的声音，或是把声音、音乐在视觉艺术领域里凸显，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在创作时，我会对作曲有所要求。就比如这一次的动画作品《马路如虎口》（2018），我会要求它的音乐、旋律是“能听”的。但我必须强调，关于声音和视觉的关系问题，并不单单是声音艺术家或有音乐训练背景的艺术家会关注的，对其他艺术家也是如此。我们都在用自己特定的“语汇”，只是在转化为艺术语言的过程中有所不同。
在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我第一次尝试了3D动画（《Palazzo Gundane (homage to the myth-maker who fell to earth)》，2017），这是一次很巧合的实验。技术本身并不是我展览中所讨论的核心。我没有意图去讨论虚拟数字世界和现实物质世界之间的转化。它们只是我所使用的众多工具的一部分。这次展览也是如此，比如使用3D打印的画框和鞋履碰碰车，更多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雕塑家，而3D打印是我所能使用的雕塑塑形技术。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比较理性，收集材料和文献的过程，就好像在做学术写作中文献综述。我很享受这次做动画的过程，它可以让我的创作过程不会停下来。在做录像作品，你的创作和思考过程还是会被打断。而动画你可以一直做，有灵感了就可以不断地更新，我很享受这种流动性。
我之前的作品，例如“消音状况”系列，在核心概念上是比较清晰的。我对这类作品的处理相对比较理性，但它只是我创作线索中的其中一条。而我近期的项目则属于另一条线索，例如我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的个人项目《赈灾专辑》（2017）和古根海姆美术馆的作品《Possible Music #1 (feat. NESS & Shane Aspegren)》（2018），它们跟我早年在剧场、音乐厅中作品的处理方式更为相似。我更偏向于让作品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这可能跟我近年的创作状态有关。我吸收了什么，就让它自然地呈现。所以你会看到最终的展览效果看上去色彩缤纷，作品好像都是随意地摆放在空间中。对于展览内容、感官体验、使用媒介我都不会做太多编排和设置。因为在做这类型的作品时，我不会考虑“从编辑中剔除”（edit out）或“少即是多”（less is more），我会让它“多就是多”。我现在对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作品或展览形式更有兴趣，它也更符合我现在的思考状态。
采访／ 陈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