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2017年年底北京寒冬之后，某些秘而不宣的东西呼之欲出，或许是一些与社会形成逻辑紧密相连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连接和重看文化生成的原因和文化生产同样迫切。中间美术馆正在展出的“想象·主流价值”试图重新打开文化生产彼此间的界限，进而在不同的历史时刻相互审视。本文中，联合策展人苏伟详述了展览主题产生的经过和背后的观念框架。“想象·主流价值”将持续到2019年3月24日。
展览“想象·主流价值”邀请了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来和我共同策划，这对中间美术馆和我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非常有启发的尝试。我们决定把焦点放在“主流价值”这个从九十年代起就一直盘桓在文艺背后的幽灵上，展览同时也涉及到新世纪的最近几年，主流价值在大众文化空间中的再度显影。我们通过七个章节，把当代艺术与文学、电影、剧场、思想史、大众文化等文艺生产形式并置在一起观察，希望从广义的文化和文化政治角度获得对于艺术的价值和演变的理解。
从艺术内部去讲的话，九十年代对于我这样的后辈来说，是既近又远的，“实验”、“当代”、“方案”、“研究”、“机构”这些词汇都从这十年中产生，但我们很少去具体地认识这一距离我们最近的当代史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动力，当时艺术界各个层面的诉求又是什么。在工作和研究中我发现，明显存在着一个可以被称为“主流价值”的幽灵，你可以说它是实体，但它也是一个工具，一个对话的对象，是艺术界重新分化、生产新目标、参与全球化时一个绝对在场的参数。用戴老师的话说：它是一个恋爱的对象。对“主流价值”的认识和想象，并非是一个事后定论的评估，而更像是一种对“家里人”的默认。我们都讲“家丑”不可外扬，有些事不言自明，不用讲公共道理就能解决。实际上，今天把这个“家丑”放到公共层面上来看，尤其把艺术放到与其他文艺领域平等的位置来看，会带给我们一点更为整体的认识。整体的认识听起来很陈旧，但比起缺乏知识立场和短视的生产，实在还是太必要了。
我们在展览中的思想史论争部分，引用了“分裂浮出水面”这个提法。实际上，在我们有限的观察中，九十年代的分裂和重新定位，在文艺和思想领域普遍都有发生。但是，分裂是否导向了真正的论争和真正问题的浮现呢？在这个巨大的问号前，“主流价值”就变成了意味深长的参照，它对具体的知识实践和创作实践的辐射，成为我们关注的核心。这种幅射里衍生出的关于价值的讨论从今天看来都显得非常局限，它们似乎是为80年代划上一个句号，消磨掉最后的情绪，也为一些潜行者走上新的舞台奏出前奏。但在这个主流价值作为价值判断的主谋和幽灵的过程中，也恰恰映衬出一些个体的深入探索。他们在具体而微的实践中对时代/个人、知识/创作、机制/个体、情境/实践之间辩证关系的摸索，为探讨真正的问题打开了道路。
这次展览没有把“主流价值”限定在权力范畴，而更多是从它的衍射、隐喻、它的隐身和显影的层面去观察我们在机制的层面怎么跟它对话？在意识层面上如何想象它？在文化和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又是怎么叙述它的？
所谓的主流价值是什么，我们并未严格界定，因为不同的视角会出现很多样的理解。反抗“主流价值”的动作不断在发生，激进和独立的诉求不会被抹杀。但我们也看到，这种反抗在一些个体身上逐渐蜕变成更为世故的游戏，而主流/边缘权力关系的随时互换也让我们有一点警醒和疑惑。所以，我们想在展览中尽量远离这些表演，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主流价值与文艺的“共享空间”上，考察两者之间对话和碰撞的复杂性。重点不在于权力规定的空间和规则，因为主流价值固化的外表下有着持续变动的属性，它不是一朝定义永远不变的东西，而这种持续变动如何在艺术和文艺创作者的预判、反思和协商中出现，更值得我们去探讨。
提出“想象”这个词，是因为和戴老师谈起九十年代知识界的变化，《学人》丛刊的建立带动知识专业化的过程，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以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争。这里面充满了各方对自身以及论敌立场的想象和预设。比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种指称今天看来已经不能概括当时论争的阵地和价值指向。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质疑，在今天可能也已经变成他们支持的东西。这些影响深远的对于所谓中国主体性的讨论，某种程度上是在预设和想象主流价值方向的前提下展开的。从知识界内部衍生出的紧张，在权威的话语空间中现身、直到成为官方表述中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本身就很值得反思。
我们在展览中呈现诸如《黑楼孤魂》、《彼岸》、《东方时空》之《生活空间》、赵大钧、庄辉的个体创作等等九十年代的案例，都是从质疑某种历史叙述中经常浮现的绝对价值入手，进而提供观察它们各自情境的复杂性和个体探索的角度。在这里，“想象”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因为无论是创作者个人的、无法描述的私密或者肉体空间，还是在时代精神之下隐藏的潜在性空间，在它们深嵌于社会进程的同时，又同时具备出走、逃逸、成为孤岛的内在要求。它们和那个主流、那个框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在自我想象和互为想象的前提下不断得到阐释和消解的。
在有关新世纪最近几年的部分，我们涉及了几个问题，包括现实主义传统的转译、新现实的问题、以及大众文化空间中主流价值的再造和消解。李大方、刘鼎、广军、赵大钧等几位年龄跨度很大的艺术家的创作，都指向了在转译历史遗产时个体的维度，他们并没有一味创造新的剧情去配合时代进程，而是以现实主义和理性的态度对待身体和血液中的不能擦除的基因。在展览委任创作的四个项目中，我们把同人文化、二次元空间、严肃游戏、耽美创作等大众文化领域纳入视野中，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和消化的，甚至其中的极端性、无法定义的面貌、在“岁月静好”中埋藏着的革命与爱的展望、对于主流价值的另类崇拜和游戏般的消除，都让我们觉得危险而又蕴藏着可能。
在“聚光镜：立场、阵营与问题的细化”这个部分，我们想提问的是最近两年的现实是否变得更加可视和无可回避，是否可以说新的现实正在酝酿，立场、问题和阵营正在细化？草台班和深圳北门工人剧社的合作、郝敬班在2017年寒冬的记录、王兵对于云南某个采石场中一对父子的纪录，这些实践都涉及到艺术的伦理和自由的真空问题，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对视、彼此无关和不可预期的相遇。我想这已经远离了过去几年本土艺术界热烈讨论“参与性艺术”时的状况，那种当我们对于艺术的文化政治情境和内在情境无法充分辨识时寄托于一种创作范式的状况。这种寄托感也正在成为艺术界的一种主流价值生产，把给到我们面前的、目光所及的现成品看成艺术的情侣和玩伴。
采访／ 姚梦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