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安东尼·蒙塔达斯（Antoni Muntadas）曾经多次强调，相对媒介和形式风格，他更在乎明确创作背后的原因。他从不避讳使用平铺直叙的现实素材——纪实访谈、电视节目录像或街头景观，并擅长通过独特的视角使隐形其中的文化结构与范式显形，作品往往带有明显的知识与社会学属性。他在上海Vanguard画廊的展览“蒙塔达斯：看 见 感知”将持续至10月20日。
在地文化体验对我而言十分重要，旅行可以说是我的创作工具之一。我的作品常常不是直接从政治角度切入，而首先是文化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一种理解。以《你最关心的是什么？》（2017）为例，我想通过采访了解北京市民的心态。在当地好友思朋（Esteban Andueza）的建议下，我选择从一个宏观问题出发——“你关心什么？”受访者从工作、家庭、交友、生子……讲起，最后总会谈到政治，但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在创作中引入了许多社会学工具、策略和手法，像这样的访谈对话便是其中一种。我在作品《框架之间》（Between the Frames, 1983-91）中做了150次访谈，花了八年时间；在《关于学院》（About Academia, 2011/2017）第一、二部分中，我分别做了50次和45次访谈。对我来说，想清楚做一件作品的原因很关键；今天很多艺术做得没有任何理由，这让我感觉不适。
我在七十年代早期搬到纽约生活；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想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专业上，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艺术氛围很吸引我，毕竟那时西班牙艺术界还是古典主义和传统风格主导；而政治上，我不想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统治下生活。纽约艺术圈当时内容丰富，既有河原温、汉斯·哈克、何里欧·奥迪塞卡（Hélio Oiticica）这样的海外艺术家，也有戈登·马塔·克拉克这样的本地艺术家。包括所谓“图像一代”我也都看在眼里，我欣赏他们的创作是有内容的。七十年代的艺术界不存在很强的市场竞争性，而八十年代的景象则明显受到艺术领域快速行业化的影响。所以我当时做了《框架之间》那件作品来消化这种现象。我的作品脱胎于七十年代那种知识型、黑白分明的创作。愿不愿意承认是另一回事，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承认自己在创作上的父母是谁。但我总跟我的学生说：你们都有父母！跟我讲讲你们的父母是谁。这种“父母”的共享是很有趣的，我在看古根海姆的“世界剧场”展览时就能联想到很多世界不同地方的艺术。
我的创作有时是借由项目邀请开始的。比如《翻译：恐惧》（On Translation: Fear/Miedo, 2005）这件作品，就是我与其他三十名艺术家一同受邀，以墨西哥蒂华纳与美国圣地亚哥边境为主题创作的。这次展出的影像装置《午觉》（La siesta, 1995）是我和其他若干艺术家受阿姆斯特丹电影博物馆和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基金会的邀请创作的。许多人管伊文思叫“荷兰飞人”，因为他去过很多地方拍电影。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他所有电影都看了一遍，并有机会与在场的一些史学家和理论学者一起讨论。最后一天的集体提问环节上，伊文思的遗孀玛瑟琳（Marceline Loridan-Ivens ）也在场，大家都在问些“你们当时去中国是什么情况？”、“用的是35毫米还是16毫米的胶片？”之类的问题。而我问了一句，“伊文思睡午觉吗？”全场寂静。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旅行是很累人的，必须要中途休息一下。玛瑟琳说当然，甚至主动提出要把伊文思的沙发送给我，但我没要。我在《午觉》影片的开头加了这样一句话：所有艺术都是自传性质的。我以前从没这样讲过，但我想承认这一点。影片中，我将伊文思的很多有关历史和冲突的电影片段剪辑在一起，画面时不时切换到一个低垂的手上，手中紧握着硬币。影片以手松开、硬币落地的场景结尾，代表着梦境的结束，也是在影射资本主义的现实性——最后总要以这个问题结尾：钱是谁付？
对我来说，旅行就像是这样的幻象和梦境。我的朋友汉斯·哈克说，《午觉》这件作品让他想到戈雅的蚀刻版画《理性入睡催生梦魇》。睡眠带来头痛也好，乌托邦也好，一切尽在梦中。
采访／ 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