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深渊中隐约摇曳着火光，这是王拓的影像世界。作为艺术家，他往往从行为出发，导演着影像中演员的行动，又在虚实交错的线索中引导着观众对角色行为和叙事进行近似诊断式的观察实验。本次空白空间的线上展览“正站在歧路上”展出的五件作品，都将人物置于了特定历史情境下，又将历史置入了不同的叙事结构中。以《烟火》（2018）和《扭曲词场》（2019）为例，故事的原型是今天的复仇杀人犯与五四爱国学生时隔百年的两种死亡，我们在“剧情”的巧合里看到平凡和悲壮重叠、错位，其中的惨烈与讽刺无法定焦，但都可能终究被大写的历史遗忘。采访中，王拓向我们介绍了近年的主要创作线索及当下的计划。
这次展览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主题，更像是我这两年创作的一个整体呈现，也描述了我的创作状态。展览标题源于一封鲁迅给年轻人的信。尽管这个题目看似也指向当下矛盾交错的现实，但我更多是站在创作者的角度来看。鲁迅所谓的“歧路”，并非“错误”的道路，更像是一个十字路口；作为创作者，“歧路”对我来说是一种选择。我希望可以有站在歧路上的状态，对周围的事物不过早下判断——跟着时间去看，跳出对象本身去观察，既可以往左，也可以向右，也可以多想一会儿。
我在早期做行为作品，后来对此经历了认识上的转变。我们一般认为行为关乎身体，探讨身体边界。但对我来说， 行为更是一个动作， 一个关乎操控（manipulation）的过程；而它所处理的对象和材料，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档案、事件、人的经验或回忆。动作的本身才是行为的本质。因此我的影像作品，在我看来其内在驱动其实是有关行为化的（performative）。
之前在美国的几年，我有意避免一种创作身份上的先入为主。当时我对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这个人以及她的创作有一定兴趣，因为她自身的境遇和我在美国的处境有一定的参照性。根据赛珍珠唯一一部在中国遭禁的作品《梁太太的三个女儿》（1969）创作的《奠飨赋》（2016）就像一个关于历史记忆的起点，在其中我用人与鬼的关系指涉了人与文献的关系并将它们并置。在《奠飨赋》中，梁太太的女儿已经不会做母亲生前最爱吃的饭菜，但盛上饭，倒上酒，鬼魂已经坐在那儿了，他们彼此看不见。而在另一件作品《共谋失忆症》（2019）中，老年作家实际上早已逝去，自始至终只有妻子躺在那儿——我的一些作品里会强调一种亲密关系的存在。不论是家庭关系还是社会关系，情感关系其实是一种传递伤痕的途径。
2017年回国之后，我渐渐感到自身创作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难以被描述的对象。现在我倾向于创作的终点可以不是结论和答案。创作的过程中，可能其中大量的研究准备、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工作都是类似的，但在此过程中能否在理性准备的基础上抓住意料之外的感性，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们阅读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它们联结到各种不同的时代、文化、生活经验，往往依靠的都不是理性。感性上的联系或许才是艺术创作提供的可能性。
继《漩涡》（2018）中人物的失踪，我试图思考人怎么在建筑中消失——肉体与精神的同时消失。在后来开始的和建筑相关的项目《痴迷录》（2019）中，曾经代表理想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式大楼（位于北京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如今已经是一座如同鬼楼般的存在；曾经强调的共享仿佛变成了一种被遗忘甚至被掩盖的神秘历史。《痴迷录》的对话设置是一个建筑师和一个心理治疗师之间的交流。心理治疗师对建筑师进行催眠，并要求这个建筑师将自己想象成建筑，而心理探索的过程就开始了。我们看见的是在楼里一层层的探索，与此同时，心理结构被建筑的结构替代。
除了创伤–文献和建筑–心理这两条线索，我在2018年开始“东北”项目的创作。《烟火》、《扭曲词场》与另两部仍在创作中的影像将合为构成一部作品，北方萨满是暗藏其中的线索。在我的创作中，萨满并非只有纯粹的考古学意义或者只是一种原始信仰，而是一种媒介：它是我们此刻怎么去看待现在、未来和过去的一种中介。这几年频繁的出入家乡东北，让我重新认识了以前的生存经验。东北可能是一个讨论中国现实问题的非常好的样本。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很多逻辑和非逻辑同时存在——当下的和原始的混杂在一起。《扭曲词场》与去年我在哈尔滨考察的经历有关，也和我对张扣扣事件的关注有一定的关系。这些都是我在生活中捕捉到的一些意外的刺激，随后被融进其他的思考。我在近年创作中所讨论的很多问题都彼此勾连，它们之间的复杂结构或许能替代我对混沌现实的认识。如果一定要说在这里有一种试图表达的想法或历史观的话，我想是通过这一系列创作中的思考，我们可以体会到此时此刻许多的现实问题，其实有一种深埋在其自身历史当中的根源。
采访／ 方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