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辛云鹏

辛云鹏,《不要太把乒乓当真了》局部,2020,装置,综合材料.

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辛云鹏在C5CNM空间的展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或许让人感觉有借题发挥之嫌。但如艺术家所说,“这并不是一个乒乓球比赛的艺术展”,甚至也不是要回望或批评50年前为中美建交奠定基石的“乒乓政治”。在此次采访中,辛云鹏讨论了他在作品中对诸多影像文献、文化符号的转化和处理,以及如何为个人经验在“历史叙事”中找到对应或平行关系,同时也为认知、解读我们身处的难以预测的时代提供某种可能的框架。展览将持续至8月2号。

周翊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也是我的朋友。他既是个老北京,又是个纽约客,他身上的所有符号和标签都让他比较适合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他在这个项目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不要太把乒乓当真了》(本文提到的作品均创作于2020年)这件作品里,我把周翊望向长城外的照片剪贴到《时代周刊》1971年4月刊的封面上,替换掉“原图”,也恰巧对应上“纽约佬在北京”(YANKS IN PEKING)的标题。

第二次是在《20200603 影像日记》里,这部用16mm胶片拍摄的时长3分多的影像记录了周翊在长城上行走的几个瞬间。可以算未经过剪辑的比较私人化的影像记录,一开始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将影像日记放到展览里,怀疑这卷胶片会跟整个项目脱节。因为我在长城上拍的时候其实挺盲目的,但后来当我把胶卷冲出来看的时候,发现这种观感与我去翻看历史资料或者自己去组织一个“线性的时间”,是非常不一样的。它表面上是一层银盐伪装过的“旧时间”,投映的却是我亲身参与拍摄的事情。我非常确定它存在过,却又难说它有什么意义。而按照历史叙事视角展开的项目就放在另一边,那些被话语不断诉说的材料所拼贴出来的作品化的东西。因此把《影像日记》放在入口处,让大家都能够看到,它的真实存在与历史化的材料有着非常不同的时间感。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影像的制作周期也比较长。质感与周翊游长城的胶片投影有一定的呼应关系。经历过七十年代的人会很快知道这个标题来自于中美建交之初跟乒乓球有关的一句口号。它背后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潜台词是“政治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口号体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对于体育和竞技的一种群体性态度,当时的体育赛事无论是跟美国打,还是跟澳大利亚打都是“友谊第一”。

辛云鹏,《友谊第一,比赛第二》,2020,影像,16毫米黑白胶片拷贝,数字转换为24P,时长3分20秒.

70年代的乒乓赛事转播中,存在很多裁判与观众的特写镜头。因为那时候一场比赛的影像会先由胶片拍摄出来再转成电视信号,当时一卷胶片长度有限,比赛进程的拍摄会反复被换胶卷打断,所以在之后的剪辑过程中,剪辑师不得不插入裁判或观众的的眼部特写来衔接在断裂处,制造整场比赛的完整时间感。后来,随着技术进步,转播技术已经可以做到“无缝”地记录一场比赛,那种“裁判目光”特写也就在转播中不常见到了。

模仿裁判视角注视一场比赛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未经训练的眼睛不能光靠想象力就模拟出裁判的眼球运动,我不得不借助一场真实比赛的影像,来引导我的眼神,控制节奏。

创作可能也是如此。艺术家的工作不能完全被预设好的观念所左右,一大堆材料摆在面前的时候,要尊重它们的存在,然后去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与这些材料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觉得某个方向可能有趣,并且我可以承担这个成本,我就会去做出来试试。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拍摄了很多个版本,最终选择了现在的成片,我希望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一场焦灼的竞赛,但实际上屏幕内外的注视都不是这场比赛本身。我目前不太甘心作品只成为一次展出的结果。当然,你可以把展览看作一种政治行为或者一种针对具体政治行为的表达。我理想中的艺术是包含这一切,但又远远大于这些。

此外,附上一个小故事作为背景资料:1971年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美国运动员科恩搭错车,坐进了中国队的车里,只有一个叫庄则栋的中国运动员与他讲话,于是才有了之后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此后新中国开始向世界敞开大门。晚年的庄则栋说他最感自豪的是“三第一”,即世乒赛男单三连冠,国内比赛三连冠,国家队队内比赛三连冠。这里有打动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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