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假日时光》是葛宇路近日于广州扉美术馆开幕的个展“搞搞震 冇帮衬”中展出的一件新作：在四个多月的展期内，艺术家每周会代替一名扉美术馆员工上班，同时记录自己工作的过程、感受以及接触到的文件，并陆续将其放入展厅呈现。葛宇路通过转变身份深入机构内部去追问其中的劳动关系、反思艺术家的特权，为近年来围绕艺术机构工作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葛宇路在此次访谈中分享了他得以实施这个方案的独特语境，以及他工作至今无法用所学的艺术语言去表达的“高光时刻”。展览持续到2021年1月18日。
这次新作品的方案其实一直到我来广州之前都没有定下来，后来在跟美术馆员工一次聊天的过程中，她对工作的抱怨让我觉得非常荒诞。为什么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会抱怨艺术？美术馆的员工每天跟艺术打交道，但对他们而言，艺术已经让位于工作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工作转换成艺术，是不是会有打通一切的可能。当员工因为这件作品被放假的时候，他们都不能说这不是艺术，因为他们解释不了老板为什么给自己放假，这个解释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朋友或家人对艺术的理解。扉美术馆的独特性——它有建筑行业的背景，美术馆团队相对较小——给我提供了进行实验的机会。加上我之前在这里的参展经验，以及我和美术馆馆长的朋友关系，也让我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考虑到不同层级的联动。
对艺术家特权的反思是这件作品的另一条线索，也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艺术家并不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特权把原本不合理的事情合法化。比如有的艺术家把自己的方案丢给美术馆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从买材料到制作细节都是一帮员工在帮忙上蹿下跳，艺术家做到这个程度跟领导还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次创作中我必须时刻对自己的特权保持警惕，一旦不小心让艺术家的身份跳出来，就会显得强势，员工就得配合我，而不是把我当成同事。但我也无法完全消除我的特权，因为我不是通过常规的面试流程进来的。我觉得与其说我考虑的是如何消除特权，不如说是如何警惕特权，或者我到底用特权做了什么。
在替班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员工在劳资关系中也不完全无辜，因为他们没有偷到自己应该偷的懒，经常三个人把三十个人的活都干了，这种努力的文化最后让自己疲惫不堪。所以我就带头偷懒，比如在休息日被安排工作时，我会把加班的理由问清楚。我的坚持也带动了同事对馆长的进一步追问，通过跟领导沟通，最后大家休息日都可以真正地休息或调休。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我当时非常感动，因为它意味着很多问题是可以通过沟通和争取去改善的。还有一个原本承担了很多工作的同事，一开始完全是劳模状态，也不放心我去替她的工作，我第一次给她放假的时候她都没有离开过广州。但是后来有一次她为了过生日来跟我商量替班的事情，明显开始考虑自己的个人需求，这时候我发现其实她也有改变了。
上述两个故事看似平淡，但实际经历的感觉是很丰富的，即使过程被拍下来了，但其中的感受还是被削弱了。我现在苦恼的是，自己以前所学的所有表达方法都没办法还原这些故事，它们超出了单一媒介可以表达的范围。当我发现只能通过讲述去表现的时候，我会感觉可视化语言是苍白的。当艺术系统里边界清晰的概念都无法生效的时候，我会首先放弃这些概念。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好像没在做艺术，所以我也在新闻稿里安慰自己说艺术可能不一定要做什么，也可以是不做什么。包括展厅我也觉得没那么重要了，但是我需要展厅作为一个展开话题的起点。这次的展陈方案是在跟同事和施工师傅的商量中逐渐敲定的。我保留了上一次展览的展墙，敲掉了一部分墙面，形成了一个展览破损的视觉效果。被磁铁吸附在龙骨上的工作文件跟展墙是同构的，这些文件相当于支撑整个美术馆运营的龙骨。展厅中间的工位一开始是为我自己准备的，但实际在具体的工作中还是没办法离开办公室，后来就变成放假的那个同事的工位，一个空缺和离开的象征。
这个现场其实对普通观众不太友好，有一个菜市场的大姐看完说她觉得恶心，但当我跟她举例说有人帮她看摊位，让她回家跟家人团聚，她也很快能明白我的意思。我还听到过两种观众的反应，一种是说为什么来美术馆还是看上班的东西，另外一种完全相反：“天啊，我上班的东西被摆到这里了！”后者觉得很感动，终于有人觉得他们工作的事情是值得被看、被重视的事情了。
我对这件作品能够带来的改变还是比较悲观的，这也是我给整个展览起了“搞搞震，冇帮衬”这个名字的原因。我一开始就没指望改变这家公司的劳资待遇，系统性的改良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但目前来看，我能够利用艺术家身份帮他们争取到周二例行休假，已经不是冇帮衬了，而是帮衬很大了。我也不想把扉美术馆当作一个无情批判的对象，这不是我的目的，他们是我讨论的起点，我会在多种关系中去平衡，尽量去改善现状。
采访／ 郭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