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出现在展厅和出版物上的“连接，嵌入，反射，承托”四个动词反映了“楔”对自身组织和工作方式的理解，这个四人“小组”持续交流了一年多时间，其间经历了各自的位移（或无法移动），环境的变化，政治的起伏，尤其是在疫情/疫情后的背景下，如何继续保持、甚至生成新的工作动力，对几位创作者而言是基本但也关键的问题。他们在柏林DAAD（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的阶段性展览上出现了家、食物这样的包容性的元素，同时也有危险的凸起和锐利的锋刃，回应了现实带来的多层次的、不乏冲突的感受。就“小组”本身的运作而言，从日常交流到准备展览的过程也是一种练习建立连接及信任的实验，这在充满断裂和孤立的当下变得尤为重要，在对他们的采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去中心化”的连接方式可以呈现的一种样貌。
郝敬班：2020年初我搬去德国，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驻留。这段时间在柏林首先感觉到的是，随疫情而来的物理上的分隔，一直伴随着大规模此起彼伏的共振——人们在世界各个角落支援BLM运动、白俄罗斯、缅甸……除此，柏林惯性的日常被疫情打断，但面对突发情况和持续变动的种种反应，其实暴露了在这里人们在最根本上如何政治，如何生活，如何情感。这也让我难以回避地意识到这些“根本”和我来自的地方差异之大。我当时有种迫切感，即便为了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也需要以各种方式去真的理解这里，比如我需要了解最近防疫政策的变化原因，以便随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或者去理解随之而来的一些社会活动，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段期间感受到的种种“连接”潜移默化的扩充了我整个对世界和现实的想象。去驻留之前，我几乎还无法想象做不是和自己在中国的经验相关的作品，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才能调动我最细微的感官和最大的工作动力，但这种感觉在这次驻留中逐渐松动了。
让我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在club house上短暂、但极具爆发性的连接。那一刻我强烈地意识到制造人们之间互相不可见和无法关联是一件如此刻意且恶意的事情。一直到最近防疫松绑之前的各种事件，让人越发认识到，我们日常习惯的和周遭人与事物的关联的方式、样貌，是在这么大程度上被结构性塑造、甚至虚构出来的，以及我们在“连接”这件事上多缺乏知识、经验以及想象力。我尤其会关注那些不仅仅是出于要达成具体的共同目标而发生的连接，人们会出于各种所谓理性、非理性的方式、以各种可靠、不可靠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我对这背后“连接”的肌理非常好奇。我想这些情况可能共同促使了我这几年来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和他人的连接上。
“楔”就开始于此，在同一个时刻，大家以各自的方式都想要建立“连接”。但这仅仅是从我的角度的观察，我在和其他三个人的工作中，随时需要警惕处理每个人的差异性，“楔”很少有意识地以“我们”发声，虽然也并不回避这一点。对这个在隔离期形成的集体而言，连接与被隔离的自己的现实不同的其他“现实”是一个更优先的需求。通过一个具体的个体——集体成员或者其实朋友的经历、感受——去了解这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现实，有别于通过新闻或者网络。通过朋友，好像更容易和另一个现实产生有体感、温度感的共振。我们会如何连接在一起？我们和我们携带的什么样的现实的片段会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能让我们建立起关于在激荡、变动中的自己和世界什么样的新的知识？这些是我在一开始想要探索的，也是一个需要时间的工作。我从DAAD收到呈现我近期工作的展览邀请的时候，还有些犹豫是不是可以向大家提出以“楔”来接受这个展览，因为担心过于朝向一个具体的工作目标会破坏我们当时交流的开放和可能性。最后我们决定试试看。
瞿畅：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交换/讨论的话题时常围绕着亲缘、土地、孩子、安全感和那些未被赋名的情绪。在这个基础上，“家”就像是为了回应这些讨论所浮现的一个空间：是食物、家人、噩梦、软枕、街道、事件、记忆相互交错穿插的空间。榫和卯的相互连接或干扰，在这里，既构成了一个物理的空间（“家”和展览），也是一个允许着安全感、彼此支持/交换的话语空间（“家”和“家人”）。对我来说，我们在编织的是一种传递知识和经验的方式。
虽然展览题目的四个动词里，“反射/Shimmer”显得有些脱离功能性，但对我来说，它在展览里的”功能“反而是非常强烈的。把“反射”联想式地翻译为 shimmer 是朋友何颖雅提供的想法，于是把“反射”的效果连接到它的生产——在建造里，任何结构、物件的制作都涉及打磨、光滑的过程，它是像是一种“欢迎”仪式，是建造“家”的必要流程。在拍摄和收集素材的过程里，我也总被物理的和概念性的反射所吸引，像是湖水映出的树影，或是弯曲的树枝和铁丝网之间的镜照。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四个人的持续交换也是一种彼此反射——它不仅是有距离的、对着镜子的彼此端照；而且也是一种触碰：让对方的视野、想象、情绪以某种方式延展自己的过程。在展览里，公共和私人空间也彼此反射着，消弭了那道原本清晰的界限。
工作过程里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8、9月的时候，阿佑按照展览空间和空间内物件的大小比例做了一个“纸板工具”给我们，只要按照比例把它打印出来、裁剪、折叠，就能组成一个微型展厅，可以手动调整空间布局。我当时在外地旅行，没能找到打印店把它付诸实践，但这件事情让我很触动，感觉到一种我们之间的游戏，一盘远距离的棋局。
沈莘：动机也许也带有对亲密性的重新考量，是否可以制造亲密感，而不是去抱怨真空作为环境，和极端偶尔的交流打开后被感动。从直觉的角度出发，大家能感受到的是关心和能量所拥有的交流空间中的重叠部分。对于我而言很大一部分牵扯是来自于用来交流的语言，和能够共同介入语言这个事实之上，所赋予的意义。对于这个意义的追溯也许并非直接的，但从如何对待“下一代”这一个对于我们是事实也是概念的关系，我们讨论和工作的定力来自于核心之处能生长的关心的力量。关心的重量又来源于语言和土地的关系，我以为这是推动我们去与彼此交流的动机。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如何从一个正面的，即去看到可持续和推广的那些面向，去思考我们的处境。这一点在提及什么是记忆和怎样留给下一代记忆的话题上，我以为复合了正面地去认可的思维方式。这也许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讨论和文字中，不仅仅有当下的彼此经历的事件，也能包裹彼此在其他空间和时间维度之中的相处和游荡。
也许这个过程也跟希望有关吧，我们也讨论过希望作为一个有意义、需要保留和维持甚至制造的情感和视角。在许多现实中的实践与对抗中，希望对于在思考参与的人而言，可以是一个带有缺失意义的对象。有太多的理由去藐视希望的意义，现实往往是一个最大的因素。但也许我们的工作也放在了如何去看到多种现实，也因为大家积极的相聚，有了多种现实的可能性，有了能够制造希望的多种场域。抱有这样的感受之时，聆听和分辨等，在交流中便也被给予了更多的意义和功能，甚至是责任。
施昀佑：从我的角度来理解，“楔”也许实际上是去中心化的，但我们并没有把去中心作为讨论过程或是执行时的一个目标——我们更多聚焦在个人如何与其他三人交流，而不是四个人融合之后的样貌和集体。同时，有一个共同理解的局限是两年内的交流都是远距离，没有实体空间共同生活的经验，甚至到展览的时候也还是线上工作，所以一些较为日常的元素像是共同生活、煮食、分工都没有在我们之间发生，而我们也接受这个限制，没有刻意在线上去创造相似的经验。不过我们在文本上有很多实质的交流和共构（反复地编辑与修正顺序），这些经验也成为了最后创造空间样貌和影像内容编排的基础。在没有准备展览的时候，其实交流就不存在效率或结果的问题。到了一起工作的时候也就是各自补位，试着用各自的方式帮彼此把话说清楚。
DAAD的展览是以班作为原定受邀者起始，然后邀请我们三位用累积的对话作为基础，把展览当作一个媒介来传递我们这些时间以来交流的感受和经验，同时一起来讨论展示资源如何被分配，资源包含了各种面向：空间、时间、金钱，对外传递的讯息等。在这点上DAAD的开放度还算高，所以展览的准备就成了我们四人和DAAD展览办公室的伙伴Melanie和Malte一起商量的过程。中间还出现了各种的变因，像是德国持续变动的文化政策，文献展的风波造成的影响，以及战争后能源政策的修正（停止补贴艺术家机票）等等。资源的分配的过程中，与其去思考如何争取资源，更有助益的或许是和大家（资源的提供和使用者双方）一起建立透过讨论确立使用共识的思维方式。
采访／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