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去年9月，陶辉的个展“热辣辣的痛楚”在阿那亚艺术中心开幕。因为疫情管控，直到年底，我才终于有机会来到距离北京三个多小时车程的现场看展。从2013年的《谈身体》到由阿那亚艺术中心支持制作的新作《拍摄之夜》，擅长从大众文化和真实见闻中取材的陶辉一直致力于将故事与故事的载体并陈，让演员语言和影像语言发生错位，从而使组织好的信息流（叙事）还原为待整合的身体感（场景）。另外，此次展览里一个较为特殊的安排是，顺楼道而上的各个展厅被依次命名为监控室、内容制作中心、演播厅等，并进行了相应的空间设置，所有窗格都如同电子屏幕发着色光，整栋建筑就像一座巨型的影像制播装置，成为当代影像机器的缩影。展览将持续到2023年2月26日。
“热辣辣的痛楚”是一次比较梳理性的个展，挺开心的是它让有些作品能在国内亮相。比如《无题（风杯）》（2017），如果不是阿那亚的天台，可能永远不会在国内展出：我在三个风速计量仪里贴了反光镜，有风的时候，它们就会孜孜不倦地运转，发出闪光，像人的隐喻；《坠落》（2022）是我之前就有的创作方案，它包含了这两年我对自己和整体社会的感受，一种从高空坠落的感觉。正好阿那亚有一个挑高展厅，最后做了这条从高空摔下来的蛇，碎肉四散一地。
阿那亚的空间里有很多格窗，这些光线是不在原先作品里的元素。所以我用PVC膜贴在窗上，让光源不那么明亮，有些会贴上“假”、“拟”、“枵”这些字。这些字跟作品的气质是吻合的，比如《谈身体》和《白色建筑》的展厅，里面有一种精神层面的“假”：《谈身体》里我扮演的不是具体人物，声音、性别、谈论的内容都不是真的，当时我想讨论物理身体和精神身体对抗的矛盾关系；《白色建筑》是声画互换的装置，我想象它是一个二手信息的交换聚集地，有一种对照的不确定性。对我来说，所有的叙述其实都带有误解，是添油加醋的。人的思维也是，总是模棱两可：这一刻感受到假，下一刻感受到真。
有些人觉得我的作品有舞台感，可能是我真的太喜欢戏剧了。在伊朗驻留的时候，每周末我都会去剧场。伊朗有很多特别的小剧场，有的观众席在中间，演员围着观众表演。我看的第一场戏有一百个演员，所有演员都可以一对一观看：每个角度、发丝、器官，你的身体可以直接感知到一些东西；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有这种戏剧力量，力量来自形式直接传递的内容，短时间内就让人感受到。
另一方面，戏剧性也来自我感知到的世界，是我听到或经历的事。重庆一直是我创作素材的核心，我成长在云阳，一个重庆东边的小县城，大学后才到了重庆。实际这两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只是生存状态上有微差。但我的故事就是来自游移于这两地之间的经验。至于北京，对我来说是处理素材的工作台。在重庆会被我当作情绪处理掉的东西拿到北京才能拧出来整理，洗干净放在旁边。
《拍摄之夜》也是展览的新作，几年前的脚本是五个成员的家庭会议。后来我改成围绕两位女性的调解节目——她们既是母女又是姐妹。我想在里面呈现一种复杂性，对我来说世上最复杂的关系也许就是东亚的母女关系。这个脚本是好几个故事和人物的叠加，对我来说有太多细节，是超真实的。我希望不同经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事，所以穿插了很多视角：特写的，全景的。观众一开始看到的是电视节目，镜头一转又变成节目现场的拍摄实景；我也用了机械臂，它在现场四处穿梭，就像到处听八卦的老太婆一样，我还特别在后期加入机器的运作声，增加它的存在感。
拍作品的时候，我会允许演员放进自己的经验，像是一种侵入，反而能让信息更厚重。我对影像的要求没有电影那种内在的统一性，我希望我的作品有时看起来完美，有时又是另一回事，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是绝对真实的。我也会把会现场搬进展厅，让感知的层次更丰富。其实我的创作更多是从场景开始，最初它们可能有不同形态，比如装置、雕塑、绘画、照片，随着事情深入，不同信息和感知添加进来，慢慢变成平面承载不了的状态，成为影像或影像装置。我在拍摄的时候经常是一遍过的。在现场我总是有很多妥协，可能这和早期经验有关：你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只有一块电池，每个镜头只能拍一次。从那时起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妥协就是我对现实的回应。
我觉得比起写作能力，我可能更有编故事的能力。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我一直都是处在固定位置虚构世界的人；从小不断地想象，不断地演戏编戏，把那些细节都抽离出来，放到创作里边。创作是一个出口，让我可以去想象别人的生活，去接近其他人的生活。
采访／ 黄柏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