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多丽丝·萨尔塞多（Doris Salcedo）的雕塑和装置里弥漫着一种遗弃感。过去近四十年来，她一直以战争和法外暴力受害者的证言作为材料和灵感来源。这些介于再现与抽象之间的作品具有某种转喻效果：一只坏掉的椅子，一个没入混凝土的衣柜，或一双被缝进牛膀胱里的鞋子，都让人联想到将它们遗弃的那些身体。萨尔塞多的作品或许是难消化的，但它们同时也有惊人的美感。小草排除万难地从木板桌子的缝隙里钻出来。紧实的沙地也挡不住流水翻涌。目前，萨尔塞多作品展正在巴塞尔贝耶勒基金会（Beyeler Foundation）进行，展期至9月17日；在刚闭幕的沙迦双年展上艺术家亦有全新大型装置呈现。本文中，萨尔塞多讨论了她精准的工作方法，以及为什么在“无尽的灾难”面前艺术能我们带来希望。
我出生在哥伦比亚，在那里，你没有多少选择。没有一个可以让你选这选那的艺术传统；我们的传统在殖民时代已被破坏。我们不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内战的重负下工作。我1958年出生，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也在同一年成立。有些历史条件真的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在我有生之年，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说变形，我别无选择，只能去记录这些创伤性的事件。我没有选择题材的艺术自由。
关于暴力，有些东西我们无从了解。我们无从了解人们真正经历了什么。我想要理解的是，一个人如何被逼到成为一名受害者的境地。第一步往往是宣布这个人的社会死亡。各种各样的边缘化——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社会上的——一旦社会死亡达成，下一步就是身体死亡。由于这个过程的很多方面都不为人知，我觉得自己必须去讲述受害者的故事。去获取他们的证言。我必须去寻找他们所处环境的物质性。我的作品每一件物质材料都特别不一样，因为我想尽量忠实于交到我手里的证言。通过这样做，我承认生活先于艺术。
暴力始终伴随着过度再现：它在受害者身上打下强力的烙印。暴力总是会留下物理痕迹。我不想跟好莱坞或独裁政权做同样的事；它们一直在对暴力进行“再现”，这样暴力才能继续在我们的环境里流通。关于如何“呈现”暴力同时又不去再现暴力行为本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给我提供了线索。他说过：“美学行动直指未能发生之事的迫切性。”我想始终停留在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但永远不要在之间——的那点上。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任务就是把受害者被夺走的尊严还回去一部分，而我认为只有美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受害者总是身陷危机。在希腊人眼里，危机就是宇宙，是命运。个人没什么办法能避开他们的悲剧。我在作品中触及的所有受害者面前都只有两个选项：要么生，要么死。我需要用作品来表现这种没有出路的状态，这种没有可能继续有尊严的生活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作品总是密封的。没有空气。令人窒息。
在我创作的规模较大的作品里，有些是纯粹雕塑性的，有些则是为了破坏整个“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概念。纪念碑性始终是分等级的，是垂直的。作为一名女性，我不想制作男根一样的雕塑。我想让人往下看。我希望我们能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在我们下面的人，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所以，在一部分作品，比如我在泰特涡轮大厅做的《口令》（Shibboleth, 2007）里，我真的就是想让观众往脚下看。2019年，借用James Young发明的说法，我做了一个反-纪念碑（counter-monument）。我拿到了原来属于哥伦比亚游击队的三十七吨重的武器。我觉得把这些武器做成纪念碑是不可能的，因为武器不配被放到雕塑底座上。我想象征性地反转对平民而言武装人员掌握的权力，所以我找来一群曾经在哥伦比亚遭受过性奴役迫害的女性帮忙，一起熔化了这些武器，将其做成地板，放在波哥大的一座当代艺术和纪念博物馆里。
每次开始创作，我都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每次都是白纸状态。我的工作室变化很大。我不会用同样的工具。为了做出一件有意义的作品，我必须尽量把自己从作品里剥离出来。只有那些可以忘掉自己的艺术家才能与他们所处环境或历史里的创伤相连接。我们需要不断进入未知的领地，进入找不着北的状态。我需要从这样的地方开始，才能找到平静，但这种状态同时也很可怕，很恐怖。
我喜欢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历史天使”的概念。天使眼望着废墟，突然一阵进步的狂风把他吹走了。我的情况刚好相反：没什么东西把我吹走。我必须在这，思考身边这些无尽的灾难。举个例子，如果我讨论性暴力，这意味着事情已然发生，当我碰到受害者的时候已经晚了；但这些事件仍然在他们的当下和未来延续着。它不是什么能被遗忘的东西。
发生在学校，犹太教堂或者公园的屠杀事件也是一样，而且不光是在哥伦比亚，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暴力的后果会延续到未来。我试图通过作品的物质性捕捉到这一点。我曾经认为哥伦比亚内战的那种丑恶是全球南方特有的现象，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朗普成为了可能。英国脱欧成为了可能，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成为了可能。无论你走到哪，都能发现悲剧的印记。我发现第一世界如今的不平等程度跟我们这些所谓第三世界之前的情况差不多，而不平等是暴力的温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虽然我的方法没变，我的作品却变得更有针对性了。
尽管如此，艺术是肯定生命的一种方式。它让社会知道，艺术和生命终将胜过死亡。艺术是充满希望的，我也充满希望。我相信，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同意，我们必须保卫这颗星球，必须克服种族主义和不平等。我们不能屈从于悲观主义。极端右翼就是从悲观主义里获取营养。我们制造的图像必须能展示出，人类的思维有多了不起，人类的精神可以多么美好，而我们都值得拥有怎样的尊严。哪怕我的作品呈现的是那些被毁灭的生命，我也想展示创造了这些具体生命的宇宙是多么明亮、美丽和复杂。
译／ 卞小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