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我们如何调解记忆与遗忘之间的悖论，如何将苦难视为常态而非例外，从而让受害者转变成抵抗者? 袁中天在美凯龙艺术中心的个展“无门一窗唯光”将艺术家个人经历中的人和事融入更广泛的历史与想象叙事，以影像、装置和平面作品等多种媒介，捕捉转瞬即逝的情感冲动，质疑权力结构，寻找抵抗、连结与信任的通道。展览至2023年9月3日。
我一直认为艺术家的敏感不仅应该被保护起来，或许更是一种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各种权力结构的“冷眼”。在某个时间点，艺术家的情感需要得到经过思考但真实的宣泄，这种既本能又经过塑造的宣泄可以信任，甚至可以帮助人们产生连结，至少在朋友之间。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共情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技巧，但也需要警惕共情可能带来的强迫和伤害。此次展览同名新作《无门一窗唯光》围绕我去年过世的一位朋友L的故事展开，但我并没有试图重现L的苦难，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完全理解他过去15年的经历。影片是用超8毫米胶片拍的，这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家庭电影拍摄媒介对我而言是一种多义性的容器，可以容纳家庭故事、亲密关系、女性以及酷儿感知力等，同时它便于操作的业余性也构成了一种抵抗形式。作品中的建筑模型帮助我与L的故事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陷入到特定的情绪，也促使我在寻找他留下痕迹的过程中去思考: 是什么样的制度和环境给L带来最初的困惑；他在系统中长时间的生存是否可以被看作一种有效的抵抗（而不是单纯将其评定为受害者）？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逃脱生活或行业内的苦难，为什么要假装苦难只是暂时的意外，并在经历后想尽快忘掉它，而不是把病痛看成生存的常态？
我对结构的呈现抱有很大的兴趣。在之前的建筑作品中，我把很多建筑还原成结构柱。这些柱子被暴露在公共空间中，观众和建筑物的关系由于结构变得亲密。此后，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在展览空间颠覆性地呈现结构影像（structural film)。《无门一窗唯光》里的声音、建筑模型、文字和CGI渲染每个部分都被分成一个单独的屏幕，支撑作品的结构柱被悬吊起来，并形成一个观众可进入的三角形半开放空间。此次展出的另外三件影像作品与这件新作有各种隐蔽的联系，而声音是维系这种联系的唯一方式。在我看来，展场内不同声音之间的“干扰”和“串联”让展览跳出了常规空间亲密或公共的二元设置，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共存。
此次展览的多件影像作品都用到了CGI技术，我对它的兴趣不是源于美学，而是在于其对现实的模拟。这种模拟一方面让史料不断失真，另一方面记忆的空间被渲染成有体量的实体空间。《无门一窗唯光》其中一频只呈现CGI渲染的过程但没有呈现完成的图像。当史料和渲染出现在同一件作品里，会产生一种视觉上的摩擦，我不是想把两者强硬地并置在一起，而是希望制造一个能容纳两者的空间，让它们互相质疑，正如单一或权威的“历史观”总是无法告诉我们真相。
在创作中，我试图尝试模糊如纪录片、影像资料等类型之间的界线，但同时观众又可以有选择性地从任何一种类型进入作品，进而将其理解为真实或虚构。我认为镜头本身是从单一视角出发、可能产生暴力的工具，所以我会尝试在不同的媒介和资料间切换，削弱作品的“镜头感”。同样，旁白或文字部分往往是不同类型和来源的资料拼接，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声音。
我一直认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关系不应该是互相吞噬，而是互相拆解、拼接、实验性的共存。中间当然会产生摩擦，但是成熟的创作者可以幽默地去化解创作和研究之间的内在冲突。在《武汉朋克》的前期采访过程中，我意识到口述史中的偏差会让学者的研究突然失去权威性，我开始关注这种个人叙述中的即兴和表演性，以及这种方式对“史实”或“真相”的朋克式重演。佩吉·阿维什（Peggy Ahwesh）早期的女性主义朋克影像作品让我思考如何用不过于自觉的、即兴的方式去切入沉重的话题，她一直在不同的工具和媒介中切换重新演绎或个人或政治事件，这种不被束缚的态度在那个男性结构电影人主导话语权的时代，在我看来是很强的抵抗力量。
在我短暂的建筑实践中，我经手过很多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实施的建筑项目。这些“失败”的项目让我产生过许多困惑，同时也促使我反思自己在这个行业里扮演的角色。2015到2016年之间，我回国试图自己做一些项目。在其中一个小的改造项目中，母亲和我的关系变成了甲方和乙方。当我们面对行业里不同的人，包括官员、包工头、供应商、房东等，我们的角色又变成了艺术家、投资人、建筑公司老板、母子等。最后项目以失败告终，我的方案被房东擅自挪用，最后手里只剩下一些结构裸露在外的毛坯房照片和原始的渲染图，还有我写的项目日记。自2016年起，我在建筑联盟学院学习并系统地研究海杜克（John Hejduk），他的手绘、诗歌和装置作品中的每一个“建筑角色”都是个人诗意的行动和集体历史的缩影，也提示了与公共空间“共情“的方式，这和我在建筑行业所经历的权力滥用和压迫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次展览里，我用建筑模型重现了之前未能实施的毛坯房结构，与其他散落在空间中的模型一起构成一个群体，每个角色都有了新的生命和归属。我的工作一直在试图为个体的想象力找到出口，使之连结成集体，我也常常思考艺术家在不同角色、制度和语境不停转换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失落和创作的初衷，以及如何重拾对彼此的信任。我记得琼·乔纳斯（Joan Jonas）说过，她一旦有什么想法，从不会去自我审查，也不会等，而是马上去做。但现在时代变了，创作者该如何在冲动中获取希望，在质疑中找到有效的抵抗方式，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采访／ 贺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