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家庭史”“疾痛”“代际”是艺术家朱湘在个展“海边墓园”中提取的三个关键词。家庭史、个体记忆与主流历史叙述的关系，历史创伤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个体如何面对代际传递的疾痛，这些都是在展览中被抛出的问题。艺术家通过影像对历史边缘的个体记忆进行丰富和重新讲述，同时抽丝剥茧般提取不同时期家庭经验的材料切片，指出个体创伤背后的结构性暴力。展览正在新造空间展出，将持续至8月30日。
2020年12月，我回到老家探望摔伤的外婆。在收拾外婆以前长住的教师宿舍时，发现了被她藏在不同地方的书信和政审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外婆自己书写的有关外公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记录。后来我才意识到，外婆在年迈时也曾想过记录自己的经历，但无奈因为已经失去了书写能力和部分记忆而未能完成。外公和外婆一样有着地主和为国民政府工作的家庭背景，在一份外公所写的家庭审查报告中，他将自己的原生家庭形容为“封建腐朽的”“勤俭又自私的”。即使他努力通过使用当时的官方话语让自己跟原生家庭脱离关系，这些痕迹最终还是在下一代的身上延续。
外公和舅舅先后死于1968年的夏天，但相比于日后得以平反的外公，舅舅的形象在家庭中显得模糊很多。我只在家庭相册中看到过舅舅，却从来没有听家里人提起过他。即使后来发现了外婆为舅舅辩白的草稿，也从家人口中得到了一些碎片信息，我仍然无法得知他具体的死亡过程和情况。
在《海边墓园》和《北京“中山路”》这两件影像作品中，我分别根据外公和外婆所写的大量文字，以及舅舅在笔记本中留下的线索，展开了以他们的经历为视角的历史叙述。曾经试图摆脱“封建家庭”的外公在《海边墓园》中与亲人重逢，死亡过程不得而知的舅舅在《北京“中山路”》中逐渐被靠近和显现。我以重建自我记忆的方式去抵抗统一的情感政治，重新找回自己的主体性。
外公和舅舅的死亡给外婆和妈妈都留下了非常具体和痛苦的记忆，但这种痛苦却只能被历史遮盖，再与新一轮历史带来的痛苦层层叠加在个体身上。我的父母在80年代时都是国营汽修厂的员工，也都在90年代遭遇了下岗潮的冲击。爸爸下岗后就和别人合伙开了“再就业汽修厂”，妈妈则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此后，日常的争吵也成为了时代浪潮在一个普通的县城家庭中留下的痕迹。甚至到了姐姐和我这一代，都在继续承受“历史忧郁症”。
但痛苦和忧郁从来都不被主流叙事所需要。在外婆年轻时，精神疾病被视为政治思想的错误，而在今天，“精神衰弱”仍会被用来回避对抑郁症等术语的直接使用。以至于在不同的时代承受历史疾痛的个体，都不得不承受着一种虚空的状态。一句出现在心理测验量表上的话恰好形容了这种状态，“我经常感到自己里面什么都没有，好像我是虚空和空心的”，这句话也被我引用到了作品《白芒水鱼人》中。在众多神话和古老故事中承受人类暴力的人鱼，似乎也是一个为了掩盖暴力而被虚构化的族群。
梳理家庭史时，有时我会感觉仿佛水漫到了胸口。虽然艺术创作对家庭关系本身的介入是有限的，但艺术家身份还是让我在面对家庭内部时有一个可以挪动的空间，去思考历史、政治和社会与家庭史之间的关系，再从身边的回应和情感关怀中获得力量。
采访／ 郭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