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1月中旬，艺术家储云及丁丁成立的外部空间推出展览“生活之路”，展出艺术家包括程新皓、刘广隶、武雨濛（Cici Wu）、徐喆及徐坦。这是自2023年8月外部空间在草场地创建之后的第二次展览，与首展“无能的人”一样，同属于“沉沦三部曲”系列。本文中，储云和丁丁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分享了对外部空间未来方向的思考，讨论“沉沦”的动机和意义，以及艺术与当下现实的关系。“生活之路”将持续到4月15日。
两次展览过后，我们对这个空间的理解当然更多了，但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和空间的性质还是有困惑，未来会怎么样发展还不是很清晰。但有一点可能已经明确，那就是外部空间不会成为商业画廊或者机构，尽管这是很多非盈利空间发展到后期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一条特殊的道路，尽量只做一些我们觉得必须的、紧迫的事情。我们想通过艺术实践去探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艺术和我们自身处境的关系。这也是今天缺乏讨论的问题，我们通常会讨论某一种潮流、某一个具体议题，或某一种艺术媒介，但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在发生变化。
跟我们合作的艺术家大都是朋友相互推荐的。第一个展览“无能的人”里有一大半是国内美术院校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通过他们，我们对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了解。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有时候有没有作品都不太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作品是一个艺术家工作的成果，它还是很关键的。但作品的确始终面临着物化为纯粹的产品或者商品的危险。我们希望让艺术处于两者之间，既不会被过度物化为一个产品，也不会变成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方向，或许也能起到一些连接的作用，所以我们很在意在现有的环境里建立信任和支持关系。
“沉沦三部曲”的想法主要和去年的整体氛围有关，当时大家情绪普遍低落。我们想直面这种真实感受。从这个意义来说，它不是消极的。我们想讨论的“沉沦”是一种看法上的修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从无辜的个体逐渐堕落的过程，而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在历史、民族、政治或家庭等遗留的问题里。人没有选择，一开始就是沉沦的，人需要在接受这样的自己之后再去展开行动。
回到“生活之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有一种透明感，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某条路背后的现实，但它们又是一个更大现实里的不同面向。比如这次展出的程新皓“莽人”项目中的一个单屏录像，整个作品只有一个镜头：莽人阿跳在一堆篝火前，对着镜头讲述他从自己家步行到老婆家的路，沿途要跨越国境、其他民族的生活地区等。他所描述的东西都没有出现在画面里，却带出许多历史问题，但同时讲的也是一条实际的路。
武雨濛（Cici Wu）邀请了杨德昌电影《一一》里的小演员张洋洋出演自己的作品。张洋洋长大以后，逐渐退出了电影界，当他再回到屏幕中，却演了另一个消失的人。影片和展厅里出现了90年代香港电影的道具灯，你会感觉像是过去的辉煌穿越到了现在。这些细节让她的作品有一种尖锐感，它穿透了所有可能成为障碍或谎言的东西。例如我们看电影时通常在享受幻象，而她的作品似乎暗示了影像其实很难传达一个事物的真相。
与之类似，刘广隶的作品质疑了新闻影像的生产机制。他使用了地方电视台的素材、央视地方志纪录片的拍摄记录，但同时也作为一个本地人亲身参与到影像中，这里面到底谁能够代表真实其实已经没办法判断了。我想他称这部作品为实验纪录片，已经暗含了对传统的纪录片与真实性的关系的批判。透过这个作品，我们确实能感觉到某种集体的迷惘，大家都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但都不知道自己真正在做的是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想谈的也包含“见证”的困难，这也是徐喆在创作里需要处理的问题。他的作品取材于一名逃犯对自己逃亡之路的重访，但他没有把这个故事猎奇化，而更多的是将其转化为对记忆的真实性、历史事件和真相的关系的思考。主人公回到记忆中的地方，拍下照片，然后把经历写在照片背后，希望借此让记忆变得真实。另一方面，徐喆在面对这套精心收集来的资料时也面临艺术表达的伦理问题。作品上有很多黑色胶带遮住的信息，这种遮盖表达了非常真实的东西。
这几年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有抑郁的情绪，可能和过于追求生活的意义有关。徐坦的作品《绝对意义的放弃与肉身经验的确认》通过对另一位艺术家朋友满宇的采访，触及了对忧郁症和意义的思考。影片的一部分记录了满宇和家庭之间的冲突，包括最后和家人决裂的过程。我们把这件作品放在展厅的最末端，旁边就是窗外风景。当你从展厅昏暗的入口走到最后，感觉就像是慢慢回到现实的过程。其实这件作品是徐坦为他2017年的项目“关键词研究：革命”准备的，可是随着后来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件，他认为这个项目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所以一直搁置下来。为了这次展览，他花很大心力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经过几年之后再回看，它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上一个展览“无能的人”里有很多关于疫情的讨论，但是这次展览回到了疫情前。因为很多问题本来就没有解决，只是被疫情打断了。就此而言，这次展览想要讨论的也包括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当我们思考为什么今天会是这样的时候，自然就触及到历史、社会、族群、家庭等不同问题。关于回忆和见证，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和观众讨论的地方。通过两次展览，我们也相对明确地知道，我们不是要研究，而是要呈现，我们希望通过艺术能呈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同时，我们想保持一种直观，借助自身经验和身边艺术家的信任，做我们能做到的事。
我们不知道“沉沦”是不是一种能够引起共鸣的情绪；还是只有乐观和理想才能引起大家的共情。很巧的是，有一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也被翻译为《沉沦》（1942），据说墨索里尼当时亲自审批通过了这部电影，但他的儿子在首映时愤然离场，大呼：“这不是意大利！”，因为它不像当时其它的电影，没有把意大利表现为如画一般的风景。
采访／ 黄柏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