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以自组织和集体创作为工作方法及愿景的艺术家组合菠萝核，今年在香港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围绕“华侨农场”——这个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归侨安置形式——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驻场创作。菠萝核的成员六人——BUBU刘嘉雯 、CAT黄婉珊、朱建林、李致恿、冯伟敬、贺聪——通过实地走访与田野调研，试图记录“华侨农场”曾经的历史及其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不同的命运走向。据菠萝核的调研记载，中国政府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云南、江西和吉林七省区共成立了84个华侨农场。其中，广东省有23个，也是此次菠萝核主要走访的对象。在CHAT六厂的驻地期间，菠萝核通过种植、染色、缝纫、绘画、拼贴、表演及录像等实践，邀请观众参与其中，与他们一同走近这一归侨群体的故事，寻访他们在国家集体安置与劳动力再分配政策下的个人经历。在此过程中，菠萝核以集体创作的方式连接另一时空下的集体性劳作，地理认知、身份认同和精神记忆在其中相互交错，显现出复杂性，一如组合成员选择共同生活的地域——广东沿海，同样需要辗转在泾渭分明的陆地与没有边界的海洋之间。
菠萝核发起项目的方式通常是以“各自收集”和“共同写作”开始的。在我们有关集体创作的经验中，个体的主观性和集体的同一性始终处在一种互哺且不断变化的关系中：个体带入主观视角的“在场”，而集体则是汇聚不同视角下的记忆残片和知识经验，由此延伸出一个可供讨论、协商、共同想象的空间。从2023年开始的长期创作项目——“华侨农场”项目，便是伊始于菠萝核成员CAT黄婉珊在我们内部的共享文档中所书写的，作为归侨人员的爷爷被安置回华侨农场相关的家族往事。由于CAT黄婉珊的爷爷早逝，这些故事起初都是从父辈口述的记忆碎片中收集而来的。华侨农场承载了她父亲童年与伙伴们共同劳动和生活的快乐时光。当时，菠萝核对这段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改革开放期间的离散侨民归乡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因其连通于我们在疫情时的共通感受：突然封闭与重新开放的冲击让我们对思考地域间人的流动性有了某种紧迫感。在决定了“华侨农场”的方向后，我们在两年里走访了位于广东、福建、海南等地区的十二处不同规模的华侨农场，并在新的共同写作中记录下各自在不同农场间走访与收集的故事，或是各自在阅读中的笔记和发想。
在集体创作的漫长过程中，那些非均质，或是非等距的个体认知在何处交会，又在何处分叉是非常迷人的。以“华侨农场”为例，我们可能会分别从家庭记忆、历史叙述、文献记录，或是文学发散等不同角度进入这个命题。这其中，“记忆”和“地方”往往是菠萝核成员们的想法时常产生交会之处，它们也维系着在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中我们脆弱的社群和代际关系。在菠萝核走访调研华侨农场亲历者的故事里，那些被命运裹挟的人们携带着一层又一层的“记忆”，试图在不断遗忘和重写的历史狭缝中重新自我书写“地方”。在我们有限的观察中，田野调查这种工作方式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似乎更多与实践它的具体的人有关。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田野调查”的意义更多在于允许我们以主观性去感受他者的身份与生活叙事，或用创作去“触摸”各种被意识形态、体制和欲望覆盖的痕迹，以及在不同世代集体记忆中错位的缝隙。
我们尽可能让创作自然而然地生长，项目的形态是慢慢走向了纺织、种植、绘画、搭建、拍摄等不同方向。这些方向是从菠萝核成立之初就存在于我们的艺术创作以及商业接单中，同样也是菠萝核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些创作过程最终有多少能实现成具体的作品，时常是一种未知数，更多取决于每个项目的预算与资源支持，大多数的项目支持都是源于展览。对于菠萝核而言，“展示”既是一种关于空间的思考，也是一种对生产机制的反思：我们是否可以在自身集体创作的叙事中，以及在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中，去促成新的关系、新的协作的可能？有一句台词一直反复出现在我们的剧里，也包括这次“华侨农场”项目中的作品《月厂来客》：“一个人不行，一群人也不一定行，但至少一群人不行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不行”。
采访／ 王姝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