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杨勇的个人实践无法被他创作的媒介或生活的地域简单定义，从1990年代至今贯穿其创作的是抵抗自我重复的活力与应对环境变化的从容。2015年，杨勇在深圳华侨城创办盈利性民营机构“上启艺术”，联合政府与企业资源，搭建让艺术介入城市发展的策展平台，他的身份也由此从独立创作者过渡到机构运营者。近期，由侯瀚如策划的“杨勇个展”及其平行板块“上启办事处”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简称“两馆”）开幕，笔者与杨勇聊了聊这次两个展览板块背后的构想。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7日。
我们最初面对深圳两馆的展览空间时，希望把展厅的外部规划进来。金属围挡板、脚手架串联了不同媒介的作品区域，给予展览如同深圳正在建设中的街头感。我们将展览入口改造为一道被突破的门，连接一条由单面灯箱拼接的隧道，让不同时期创作的摄影在此共存。观众步入展厅后能看到灯箱裸露的背面，而正面漏光的设计示意着不完美的现实。 《青春残酷日记》（1999-2009）、《无名剧照》（2005-2014）等摄影系列被我高低错落地安排在狭长的展墙上，模拟城市的高楼大厦或城中村的压迫感。斜面围合的三角形区域把空间切开，营造观看成组照片与双面灯箱作品的暗环境，以此打破白盒子美术馆的陈列感。
《青春残酷日记》开始于我带着一部傻瓜相机和朋友们去街头漫无目的地拍照。拍照只是在街头发生的一个附加行为，去街头的观念与行动才是摄影本身。这个系列让我迅速被很多人认识，而我的作品则被认为是表现了1990年代从内地来深圳的年轻人的迷茫与孤独。《青春残酷日记》所代表的（后）全球化症候，能够引起世界各地的观众与拍摄对象的共鸣。
装置《青春残酷》（2024）上的英文灯牌来源于我之前的两组作品标题“Cruelty of Youth”（青春残酷）和“Dusk of God”（诸神黄昏）。LED屏幕实时滚动播报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数据，显示当代生活与金融的息息相关。圆环的设计参考了东京和纽约证交所的造型，地面的不锈钢镜面映射出裸露的电子元件与周遭，环绕的音乐是经电子噪音干扰的瓦格纳歌剧序曲。我试图叠加多种元素，不单纯囿于某一种具体的媒介。
铺天盖地的绘画构成我此次展出的另一件“作品”。绘画在空间中的布置像是图文栏目在杂志内的排版，大致被分为运动、时尚、消费主义、物质、事件几类。这些图像来源广泛，而我选择图像的标准取决于研究兴趣和直觉。比如，《限速版》（2008-2024）借用F1赛车讨论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失控，《国际通道-克林斯曼》（2007）则利用分镜头的过渡与张力解构绘画。技巧在摄影和绘画里对我都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成为一名风格化的艺术家。我希望通过个体生活所在的最小的空间讲述最大的话题。当图像足以把问题讲明白，绘画性自然会让位于观念。
我曾经在2008年的个展“国际通道——世界属于你”挖过一个游泳池，这次个展我决定用一层平面的《泳池》（2024）讲立体的故事。艺术家的幽默有很多种，恶搞的、冷峻的、令人心痛的。或许有一种杨勇式的幽默能够呈现我处理空间的观感。面对这块游泳池地毯，你可以想象把谁推下去，坐着发呆，假装游泳，也很适合网红拍照。
一座“浮桥”（ 《彼岸》[2003/2024]）连接了“杨勇个展”和“上启办事处”，两个板块分别对应我作为艺术家和作为策展机构“上启艺术”创办人的工作成果。在后者中，我委托了四位独立研究员徐洁、纪浩如、朱雁南、曾文馨与两位上启同事Meisi、小麦共同回访四个上启投入蛮大的城市策展项目，它们分别位于南头古城、大梅沙村、欢乐港湾和滨海廊桥、牛湖片区。这些以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和公共文化事件为契机发起的艺术介入城市生活的案例，体现了上启的四个工作议题：文化流变、产业更迭、空间&媒介、日常生活&社群生态。
正如媒介材料是艺术家思考和实践的载体，我们向公众展示上启的工作方法与阶段性成果时也非常注重项目档案的艺术形式。上启2015年以来的策展大事记以扑面而来的信息量推送到观众眼前。“上启办事处”的搭建材料延用了出现在“杨勇个展”里的金属瓦楞板、脚手架，并用菜市场灯和广东省凳在物料工具墙与文献阅读区引入街头经验。更关键的是，我们呈现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和坚持的价值观。上启的机构定位介于非营利美术馆和策展公司之间，接受政府和企业的项目委托，邀请专业的艺术家实现创作方案和知识生产。两馆的临时办事处建立了上启与大众互动的窗口，连接更宽广的策展、研究、商务资源，期待和有文化共识的人形成共同体。上启的机构运营模式以及团队新生代同事的视角，也在启发我反思自身的艺术实践。
采访／ 缪子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