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何子彦

何子彦,《百鬼夜行-100个小鬼》,2025,微型3频影像装置,LED 屏幕、投影于玻璃、条形音箱装置,87.1 x 164.7 x 229.6 cm,高度可变,时长16分30秒.

何子彦在香港马凌画廊的个展“三界:怪物,鸦片,时间”呈现了三组新近作品,分别围绕日本妖怪文化、鸦片交易历史和多重时间展开。继《绝境旅馆》(Hotel Aporia2019)和《虚无之声》(Voice of Void2021)之后的百鬼夜行”计划(Night March of Hundred Monsters)是其以战时视角切入历史的“日本三部曲”的最后一章。艺术家依循日本传统妖怪画的两种形式——卷轴画与百科全书,创作了“100个小鬼”和“36只小妖”的妖怪形象,影射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件与人物。展览空间的布局设计将“百鬼夜行”置于底层,仿佛隐匿于幽暗的潜意识之中,让人联想到戈雅(Francisco Goya)的铜版画《理性沉睡,心魔生焉》(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怪物在人的梦中纷纷涌现。一层则是由鸦片致幻的炼狱人间,拾阶而上是被四十三件独立的时计”影像所填满的顶层空间。三层空间分别对应着展览标题中的三界,涵盖了战时至今日本历史文化中的内在矛盾,殖民语境中印度和新加坡在中英鸦片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及全然割裂与重构的现代时间。展览将持续到5月13日。

我对日本文化与历史的兴趣大概要追溯到2017年。那时我在柏林世界文化宫(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参加群展“两只或三只老虎”(2 or 3 Tigers),看到韩国艺术家朴赞景(Park Chan-kyong)的作品《京都学派》(Kyoto School,2017),被其深深吸引。当时,我花了一个半小时阅读他作品中的一本书《日本战时帝国抵抗哲学》(The Philosophy of Japanese Wartime Resistance),该书作者将京都学派视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然而这与我所有日本朋友对京都学派的看法完全相悖,他们都认为京都学派是军国主义右翼的一部分。自那时起,我开始对京都学派及其内部的固有矛盾产生兴趣——他们是如何在试图帮助亚洲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成为了另一种帝国主义强权者。这种矛盾性也让我联想到当下的世界,充满各种悖论,事物颠倒混乱。

何子彦,《百鬼夜行-36只小妖》,2025,微型单频影像装置,投影于鏡子、自动灯光、条形音箱,90 x 150 x 102.5 cm,高度可变,时长19分30秒.

这次展出的“百鬼夜行”计划正是从上述思考中拓展而来。“百鬼夜行”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民俗传说,经历了非常多的历史变化。真正吸引我的是妖怪的历史线索及其传播形态的变化。比如在1868年明治维新早期的政体改革期间,妖怪的存在曾一度遭到压制,因为它被认定为一种迷信,代表非现代和非理性。日本许多地方神社因此被勒令关闭,并进一步国有化,纳入国家神道体系。但到了十九世纪末,妖怪文化又重回大众视野,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开创了“妖怪学”并成立了“妖怪研究会”,日本由此成为第一个把妖怪作为学术对象加以研究的国家。今天,妖怪形象主要出现在漫画和动画的创作中,因此我也选择以这种更符合当代视觉语言的形式创作。作品中的大部分妖怪形象的灵感源于以往编纂的妖怪图鉴、百科全书或画卷。妖怪画创作通常会参考已有的范本再加以延伸,我此次也依循这种传统。新添加的妖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如二战期间进攻并占领马来半岛的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以及在马来半岛活动的日本间谍谷丰。还有一些属于时代的见证,比如《百鬼夜行-36只小妖》(Night March of Hundred Monsters – 36 Mini Ghosts, 2025)中以索尼随声听为原型的“随身听先生”,象征1980年代日本在全球科技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从早年对新加坡及东南亚历史的追溯,到近年涉及京都学派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研究,“多元视角”始终是我创作的核心。这不局限于内部与外部这种僵化的二元视角,而是尝试从更多的角度去探索历史的真相,甚至纳入所谓“敌人”的视角。巴西人类学家爱德华多·卡斯特罗(Eduardo Viveros de Castro)就曾提到过,食人族吃掉敌人,并不是为了消灭对方,而是为了通过敌人的眼睛来看待事物。这次展出的有关多重时间的作品《时计》(Timepieces, 2023)也是基于多元性,引发对时间既有经验的反思——我们是否还有可能重新寻回,在通用的西方标准时间体系出现之前,曾在东南亚广泛存在的未同化时间。我时常被归类为时基媒体艺术家,既然我基于时间媒介进行创作,那么必须思考与回答:什么是时间?这可能是个无解的问题,比“什么是东南亚”还要更难回答。但对起源的思考,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它既关于历史,也关于本体论。在我看来,这两者互相纠缠,本体论一直是历史性的。

何子彦,“三界:怪物,鸦片,时间”展览现场,2025.

我的兴趣在于将互相关联的概念折叠在一起,比如历史与本体论、历史与技术。技术源于与经济和政治相关的历史发展,因此与德里达所说的“书写”相似。技术不仅仅局限于模仿与再现,其本身也是一个不断生成意义的过程。这次在香港M+幕墙展出的新作品《戏夜寻谜》,是我首次使用人工智能来生成影像,灵感来源于香港八、九十年代电影黄金时期的经典场景和角色。根植于童年记忆,香港电影总能引起我强烈的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是我情感的自然投射,但同时也让我感到不安与怀疑。因此,我最终决定使用AI,试图让这种怀旧变得陌生和异化,以抗拒单一情绪对我的牵引。任何“单一叙事”或“唯一时间线”,都是我在创作中一直试图抵抗并与之斗争的对象。

译/ 王姝曼

更多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