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如此，我们将毫无阻碍地穿越他们的群山”——如标题所示，程新皓在北京三米画廊的最新个展是一个有关“行进”的现场：影像中踢着石子前行的双脚或“闯入者”的身影、装置作品中一次次破窗而出的火车模型，以及所援引档案中那些对行进与认知更迭的描述，共同构成一场关于云南如何被推进现代世界的讨论。基于田野调查以及多年在地经验，艺术家以行进为手段所做的测量在地质和历史的纵向层面展开。另一方面，他又以轻盈的姿态，在与石子的伴随关系中、在不乏情感共鸣的镜头之间横向编织起诗意。展览将持续至6月20日。
从2019年行走滇越铁路的《致海洋》开始，我逐渐梳理出一条与道路系统有关的创作主线。我关注的是，云南被什么样的道路所定义，以及我应如何来讨论这些由不同道路所中介的云南旅程对地方的塑造。
2022年，我创作了《你不要到南方去，你不要到北方去》。简单来说，就是我从澜沧江打了一壶水，把它背到了怒江，并且倒了进去。这两条最终奔向不同大洋的河流，在最近处只有约50公里，贯穿二者的道路就是盐马古道。当我沿着这条路用肉身搬运一壶水时，我所见的那些道路变迁对地方感知的形塑，直接启发我做了此次展览中的作品之一《叠层与漂砾》（2023-2024）——在这件作品中，我踢着一块石子，从昆明沿滇缅公路一路行至边境小城瑞丽。
当我们试图定义“滇缅公路”时，可以说它是1920年代开始修建的，也可以说它是1937年开始从大理往滇西再延伸的一条道路。从1960至70年代起，滇缅公路大段已经被现在叫做320国道的新道路取代，而320国道之后又经过了好几次翻修。还有平行于此的G56 杭州—瑞丽高速公路，从名字上就可见，它已不再是一种地方性道路了……所谓”叠层”，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撇开曾经的路径来抽象地谈论或者规划一种新的世界。哪怕看上去全新的技术，也和过去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道路之叠层、历史之叠层上，我选择以最缓慢、与现代行进相去最远的方式去做横向移动。当身体和我所踢着的石头被共同磨损，就使得一些关系在大的时间空间尺度下变得可见。一些在道路上一闪而过的东西得以被摄像机记录下来。比如，在我行走伊始，路边的人们在播种。走到中途时，画面中的农民已经开始收割庄稼。比如场景从高原旱季的阳光下开始，随着行走过渡到雨季湿热的河谷中。我真正希望被看见的，是身体之外的、变化着的现实关系，而不是所谓“英雄式”的行走，由此，我的身体必须只是一个匿名的中介。基于这样的构思，我在实际行走中身体的受伤——这样一种带来张力但也会因此把视角引向自身的情节——也会在剪辑中被完全抹去。
不过，跟《致海洋》（2019）中全部使用固定机位的拍摄方式不同，在这次的《叠层与漂砾》中，我也加入了主观镜头——以我所盯着的那块石头为画面中心。我认为同时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你和这个世界是同一种材质构成的，以至于你们之间可以有真实的交往和摩擦；另一种是你作为一个主体从世界中凸显出来。在此次展览的另一件作品《才是半夜，鸡还未鸣》（2025）中，也有这两种镜头设计：当主观镜头随着小蒸汽火车模型驶入黑夜时，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被放大的、陌生化的。但在客观视角中，它就是一辆缓慢的、甚至有点滑稽的玩具火车。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并存，也由此构成我们对世界的感知结构。
我也通过展览中的两个文本来讨论这种视差。一是梁永泰在1964年创作的版画《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二是1937 年署名“雪山”的文章《滇越旅途三日记》。前者把火车到来之前的云南描绘成无人的世外之境；而在后者的记述中我们能看到，那里本就充满了前现代的身体，至于火车本身和它带来的那个现代世界，才是“从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在这样的裂缝中出现的张力，就是我想寻找的东西。
包括你所说的，在《一掷之功》（2026）中感受到的那种戏剧性，它的出现也来自于我要去回应一个非常具体的瞬间，或者说去暗指一个对象；然而，当这种指涉建立之后，我想说的话其实就不再是我字面所言，而在于说出的与未说出的之间，在于我言说中的关系与指涉文本之间的视差。在这道视差性的裂缝中，会出现我真正想回应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在尝试的，更多是这样一种“结构的游戏“。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永远有三者在同时作用，除了知识层面和感性层面外，我想强调身体作为中介的重要性。我不想带着明确结果导向去做事，而需要对我在谈论的问题，不只有智识上的兴趣，而且有身体上的沉迷。就像我最近沉迷于螺蛳（就是展览档案中呈现的那些螺蛳），相比于在作品和研究中去接近它，似乎我作为发烧友的身份才是更重要的。我觉得，只有当身体沉迷在先时，它牵引出的一小块被称为作品的感知碎片，才可能具有真实的重量。
采访／ 朱文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