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展览发生在广州越秀区昌兴街7号的弄空间，这里曾经是录像局的所在地。我在万青展览开幕前抵达，恍然意识到，这竟是她以个人名义在广州做的第一个展览项目，而她已在此已经生活了十多年。梯间狭窄、多转折，不容人长久驻足，我只能在片刻的停留和瞬间的移动中与画面对视。我曾在小屏幕上看过的一些作品片段，此刻又扑向我（万青的部分作品公开发布在其公众号上，对我而言，这种传播方式也让她的创作逻辑在整体上得以成立）。画面里有青草，有艺术家的手，等等。陡然间，我获得了一种诡异的自由：可以热情地偷窥，也可以肆意逃窜——而这恰恰与万青所处理的现实相反。
我从2014年开始创作，这与我所学的新闻专业并无直接关联。不过，对新闻的热衷让我对媒介形式与信息权力保持敏感，也让我对记录当下、感受当下，甚至改变当下，怀有一种紧迫感。我注重作品如何与公众建立多样的联系，因此会在展览之外实践“大众传播”，比如跨地自组织放映、在自媒体平台发布录像作品。我需要及时、一手、真实的反馈，来不断检省和调整自己对时代的感知，以及接下来要采取的动作。
本次“万万青”展出了四件影像作品，“万万青”不旨在概括或总结，更多表达了对某种状态和势能的期许与祝福：那同生共长的，那如涟漪般蔓延的，那野火烧不清的。早期的《盲人不按摩》（2015）和《七上八下》（2017）聚焦特定群体的处境与反应，梳理残障、性别、劳动等议题及其相互关系，彼时的我活跃于公益行动领域。《我请警察散个步》（2022）和《对视》（与泽宇合作，2025）完成于我的创作转向之后，强调我与环境、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呈现关系的流动。这一时期，我开始活跃于艺术实践团体与空间自组织，如44剧场、一起练功、前台osf。
展陈上，梯间本身自带缝隙感、过程性和临时性，因此考虑更多的是观众遭遇这些影像的顺序和方式。《对视》中，我和泽宇的两双眼睛横亘于一楼与二楼之间，声音讲述着因不同边缘体验而生的尴尬与羞耻。直视观者，意味着“你将卷入其中”。仅保留眼部，并非为了区分一般人与视障者的眼睛，而是通过锁定观者的目光来反射主流凝视。于是发现，当注意力集中于对话的流动时，身体形态的差别对共情的影响十分微弱，我们的确可以超越固化的身份标签去感知彼此。
攀爬至二楼与三楼的梯间，正如《我请警察散个步》中的路人被卷入博弈，观者也被置于突然的冲突与紧张中。但人脸被截断，恐慌也因此失去明确的落脚点，画面中呈现的更多是符号：制服、仰拍的大肚子、口罩……当注意力不被具体人脸占据，观看反而获得了自由，可以游离于语言、语气、动作、情绪和符号之间，感受关系与局势的微妙变化，体验与权力的相处。
三楼一隅，约四平米的逼仄房间里播放着《盲人不按摩》，空间本身与视障按摩师的生存处境形成呼应。片子反映了他们的就业困境及结构性成因：出行障碍、就业歧视、教育隔离、政策限制……在一个视觉主导且视觉权力越来越大的社会，作为影像工作者，如何在观看他者与使他者被怎样观看之间寻得恰当的伦理位置，是我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除展览中循环播放的三部作品外，《七上八下》于开幕当晚公开放映。这场放映对我而言意义特殊：该片已多年未在国内公开放映，广州是片中事件的主要发生地，而几位在片中出现的伙伴也来到现场——这些年我们不常见面。来看放映的观众不少，有些是上一个十年结识的朋友，而大多数观众对那段历史感到陌生，有疫情后上大学的观众表示羡慕片中的校园氛围。《七上八下》接近散文电影，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种创作形式。如今回看，片中使用的媒介技术与镜头语言，大多源于我为消化自身痛苦想到的办法，比如分屏呈现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是我在情感和价值观上的撕裂；插入在访谈片段中的短暂黑屏，是我在面对受访者时的无措和失语。对于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怀疑，我选择揭示而非掩盖，因为那几年的经历使我发现，存在于每个人内部的激烈搏斗的部分，正是在公共讨论和行动中容易被轻视或放弃的部分。
采访／ 孙佳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