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艺术家、作家David Robbins1979年来到纽约，曾为很多名人工作过，这些人中有Andy Warhol， Diana Vreeland等。十年间他开始在Nature Morte画廊工作，并且在REAL LIFE杂志发表了很多艺术家的访谈文章，也出版过很多著作。近期作品《具体喜剧：二十世纪喜剧的另类历史》（Concrete Comedy: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omedy）本月将由Pork Salad Press出版。
具体喜剧这一术语是我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早期杜撰的术语，描述那种做大于说的喜剧，它是一种关于具体事物和动作的喜剧。是很广义的剧种，通过很多的规则表现出一种感觉，也包括画廊或博物馆的一些作品。我们日益习惯了画廊定点创作的作品或装置，它们能够激发起喜剧表演欲，但信我的，那个我84年和85年在纽约展出那种作品是这样的，简直奇怪极了。当时，纽约的艺术是新表现主义、图片一代启蒙的作品、解构加批判，或者是超级严肃的东西。艺术中的喜感是被表演出来的，想想Mike Smith或者William Wegman，你就明白我说的意思了，但这点并没有融入到墙上或地上作品里。这里有个漏洞，我开始填满它。
1988年，Christian Nagel知道了我的喜剧倾向，让我转向德国喜剧家卡尔-瓦伦丁（Karl Valentin）的作品。为了庆祝他的电影和舞台喜剧，他也做喜剧作品，从1915年到30年代，一直如此。这令我发现自己对喜剧的热爱超过对艺术传统的爱。瓦伦丁使我的‘艺术’生涯发生了偏向，去问问任何一个我的前-画廊家吧！从那开始，我真的把喜剧放进去了。我不再通过艺术框架来思考，开始转而思考有喜感的物体，这一想法占据了我十年多。瓦伦丁很聪明，意识到自己的作品需要它们自己的语境，于是他就打造了一个：the Valentin Panoptikum，这件作品原先被放进了慕尼黑瓦格纳酒店的地下室里。我也觉得有必要创造一个语境来将我的本能愿望自然化，于是开始研究物质主义喜剧的历史。
瓦伦丁的语境创作涉及了一个物理空间，而我的则变成了一本书，将现代喜剧的另类历史放在了一起，这本书花费了我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去书写。去年，Jacob Fabricius主动提出要出版它，Carol Greene 和Greene Naftali给予了援助，今年春天我们完成了工作。对于喜剧，它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不是如策展人说的那样，是“在作品里运用幽默的艺术家的历史”，而是一个关于形成具体形式的喜剧史。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做。是独一无二的！
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这样的具体喜剧就出现在物质文化和公共剧院的各个领域—-艺术，时尚，政治，体育，广告，流行乐，建筑，影视无所不包，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每个方面。有时它会明显地昭示自身，如位于米兰股票交易所门前Maurizio Cattelan的对我们竖起中指的大理石巨手雕塑，有时又非常微妙。大都会时装学院策展人Harold Koda跟我讲述了可可-夏奈尔在设计上运用的妙计，比如她对侍女制服进行简单改造后，卖给阔太太。
这些个例子令我明白了物质主义喜剧的变化。还有成百个例子，作为人类基本的发明，喜剧吸收了情感的无尽变化。具体喜剧是现代情感的一个特征。它从Valenti开始，他是首位一直创作有喜剧想法的个人，还有马塞尔-杜尚，也是第一个将艺术家的严肃主体化的人，之后他们的影响就传播开来。沃霍尔在他漠然的60年代，还有马丁-基朋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这些都可以被视为具体喜剧家。一些让喜剧超越了言语上的巧妙，出现了革新。为什么？我们对此只能进行推测。也许，具体喜剧渗入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不仅仅是说些好玩的台词。
喜剧总是和权力有关。有弄臣，就有国王，即使这个‘国王’采取的是大众媒体，资本主义和其它统治我们时代的抽象形式。弄臣总是代表着一个威胁，因为弄臣为了接受自身的角色，宣布自己并不会追逐王位。他在玩另一种游戏，这使得他危险起来。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