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录像局作为一家非盈利的录像档案机构，从去年三月起始，于今已经运营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期间虽有一些场地与人员的调整，但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清晰的规律与发展脉络，并逐渐成为中国录像艺术领域中举足轻重的资料整合阵地。我们在此邀请发起人之一的陈侗，对录像局的缘起、构架以及未来的方向进行自己的解读。
录像局并不作为博尔赫斯艺术机构的一个分支，而是我个人与方璐、朱加合作的一个产物，虽然在“行政”上难以划分，但是在“说法”上是划分的。虽然紧密相连，但“录像局”是独立的。
刚开始做这件事儿时候想法很朴素。首先因为在当代艺术的类别里，我个人有兴趣实践的是录像这一块，做其他事情的话我无法确定这个标准。另外，这种资料性质的工作跟我们出版上的习惯接近，核心就是如何能够把这些资源很方便的提供给更多的人，所以录像局本质上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非盈利”的目的就在于此，让这个机构可以服务于学生、研究者、收藏家，或者艺术家本身——我们帮他把作品整理好，做成一个样子，这是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做到的，放到家里也是一个很好、很方便的展示。所以我们都会一式三份，给艺术家一份，然后北京、广州各一份。
我们的整理工作是从朋友（蒋志）开始的，因为方便说话，可以配合。但是我们并不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进行遴选，而是整理他的所有作品。这也和我们的出版方式相似：我们认定了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就会收录他所有的作品，哪怕是做得很坏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做坏了，从研究的角度讲，并无所谓好坏，重要或者次要——也许有时候研究者反而想看到坏的、次要的作品。如果去判断好坏、主次，就是在做录像的“展览”或者录像的“出版”了，就不是录像局了。
录像局从去年3月开始，体现出了较好的运行规律，这和我们的策略有关。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感到很难做起来，就好像冰箱里没有菜，市场又要关门了，但是肚子饿，还想请客人吃饭，但却不知道该请谁。当时只有一个场地作为“炉灶”，其他什么都没齐备。后来就在北京开会，我们就决定3月23日做蒋志，之后每个月都是月尾的星期五开幕，而且日期必须是单号（因为我喜欢单数）。刚开始是一个月做一位艺术家，后来改成两个月两位艺术家。
所以运转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让它变得有规律——画廊可以选择不做展览，但是我们是铁定要按规律进行的。我们的工作步骤非常简单明确，工作人员很清楚工作的流程——其实我反而对这些具体的事务不太清楚，但这恰恰就是录像局管理成功的地方。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看一下海报，决定一下用哪张图，以及修改一下表达，也就是半个小时的工作量。录像局并不受我个人行踪的影响。
一个书店，一个图书馆，需要把书架填满才敢对外开放，但我们只要有一个艺术家就可以开放了。下次就会有两个，再下次就会有三个，其实我们在这里又结合了展览的形式，不同的是，在看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时候你还可以在录像局里同时看别人的作品。但作为非盈利机构，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推广它，让它产生应有的作用；又不能像某些项目，虽然非盈利，却有一个很市场化的想法。我们追求的效果是“乘法”式的积累：我们一年大概收录了200部作品，那么10年的话就是2000部作品，那100年呢？我想坚持到10年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资源了。
这就像种树，有些机构试图马上移植一些很大的树，看起来可能激动人心，但效果可能不好；我们则从树苗开始，慢慢的打基础，同样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即使未来有很多不确定，但录像局的这套档案方法会一直存在下去。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会越发信任我们，录像局也会像字典一样，平时看起来用处不大，却可以逐渐成为研究者以及藏家获取录像艺术信息与资源的有效渠道。
采访／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