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刘鼎将先后在时代美术馆、泰特美术馆油库空间以及台北双年展展出的三件作品（《美术馆与我》，《伴随》，《挥之不去》）命名为“弱表演”系列，然而此处的“弱”却体现出其对于艺术行业、艺术家主体与历史关系问题的“强”思考立场。在此我们邀请刘鼎对这个系列进行阐释并对其创作原委加以解读。
“弱表演”系列最早源于从2010年起开展的一系列私密的“对谈”，是在《刘鼎的商店》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当时做这个计划是为了认识这个行业内不同的价值观，带有一种非常强的紧迫性：我发觉虽然我们在一起，但是彼此并不了解。我在给胡昉和张巍的一封信（《礼物 1》，2011）里提到，大家其实都是带着各自的期许在工作，行业里存在着一种“约定”，以及这个约定带来的一种所谓的安全。 所以这个私密的对谈的对象，都是我觉得有意思以及会与我发生关系的人，然后我约他针对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进行分享。
这些对话没有听众，没有录像，只有录音，并且不公布谈话内容；但是每个谈话之前我会宣布跟谁谈话，发生之后会清楚的记录下谈话的对象、时间、地点与话题。通过这些对话，使我对以前理解的对于行业的焦虑以及彼此之间距离的丈量，变得真实与可量化。这种经验是无法分享的，也不需要分享，但作为一种提示和诉求非常必要。它其实是我对于这个行业非常私人的地图，但同时也是非常公共的提示：如何在一起以及如何彼此面对。这种方式其实也直接影响了“小运动”中采取的那种不公开的群论的方式。这是一种面对面的、带有田野性质的工作，但我并不称之为历史化的工作方式，而是依然从实践以及创作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距离非常近的过去与我们的当下的关联。
之后，我在时代美术馆做了一个关于艺术家与美术馆关系的讨论。我邀请了策展人、卢迎华以及美术馆的员工、志愿者做了一次对谈，内容涉及我对于美术馆的期待以及策展人、工作人员如何看待艺术家与美术馆的关系。这个作品用两台摄影机同步拍摄，展出时同时播放这两个视频，从中能够看到不同的参与者的表情，进而带有一定的表演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构想泰特的方案：如何让一个作品寄居在一个artist talk（艺术家演讲）之中？泰特的作品被命名为《伴随》，我在这个作品中采用了第三者的观看方法：我以“我”不在场的情况来展开这个作品。我分裂为“刘先生”的角度，并发表了很多对于自己作品的看法、批评以及对于刘鼎的期待。从中，我体会到他者不仅仅是一个清醒的维度，而是如一个阴影一样，伴随在每一个个体周围。在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所谓的个体，一个主体，之外还有一个伴随左右的阴影。我们经常讨论个体和周遭的关系，以及如何形成一个主体，并把一个主体讲得很完整。但其实还有一个伴随之物作为阴影，而这个阴影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与我们非常接近、很熟悉，又耻于提及的。所以，这个作品试图完成的是我对于自己的观看。
台北双年展的作品叫《挥之不去》，使用了我收藏的作品，包括艺术家的临摹，自己的习作，民间的美术，以及其他在普通的艺术经验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阴影。我搭了一个影棚，并邀请了李然一起把这些作品装进去，而且在装展览的过程中非常朴素的讨论了艺术家对这些作品直观的感受，以及如何组织这些创作。第二天我邀请了郑美玲来到这个空间并加入了讨论，探讨了很多有趣的话题，例如创作者在他的经验与观众之间到底处于什么位置等等。最后将第一天布展与第二天讨论的视频共同展出，观众便可以与这些展品一起观看我们的工作。
在台北的作品中，我表达了一个明确的态度：观众是过客。对于创作来说，我只想和了解我与我了解的人进行对话，而不是泛泛而谈——听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对于非常小范围的思考来说，我们不能进行很没有边界的工作，而是需要一个理性的平台。从私密的对谈开始，我就强烈的意识到，只跟彼此有认知基础的人一起工作的重要性，这样才能更加有强度的工作和分享。艺术史在这个作品中亦具有双面性，一是艺术史如何作用于艺术家的思考与创作，另一方面也有“我”的表达和诉求：我是怎样认识艺术史的。这会在未来的工作中形成一种艺术史，而不是一个确认——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是我们如何和历史在一起。
我认为我的创作是带有政治性的。我觉得研究、表述都是在帮助我认识我的创作、世界观以及主体的可能性到底是什么，这其中囊括了我已有的经验，还有我所对话的“社会”。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对话对象的——这不是一个关于“孤独”的问题，而是真的不知道在和谁对话。虽然有时是不屑于对话，但很多时候是可以对话的。
当我们比较深入的研究艺术时，每一个艺术家都是有言说对象的，无论他的形成，他的研究，他的认识，他的观点，都有对话的对象。那么我们这三十年的工作到底在和谁说话呢？对我来说，“在跟谁说话”，“如何说”以及“你在说什么”，这是最大的政治。因而我就会意识到“阴影”的重要性：我没有能力看到更大、更远的东西，那么就针对身边、你熟悉的、伴随你的这些东西，说说看它们到底是什么。在台北双年展第一天与李然的对话中，我便发现有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我们了解却没办法说出来的东西，这种状态对我来说是有紧迫性的。我觉得问题的样子是：为什么会说不出来？你能不能对这么微小的东西展开追踪？对另一个“我”展开追踪？
这很纠结。对于一个虚的东西，你很容易有一种短暂的愉悦：好像“对了”。就像九十年代方力均的工作被定义为“玩世现实主义”，其实他个人并非如此，而是“扮演”了一个这样的“角色”。很明显，他被一种定义所塑造了，对号入座，即使这种“扮演”在当时是有积极性的。艺术家老是作为一个“第三者”做作品，观看，制造，评论，我觉得够了。它会变得不痛不痒，整个行业也会经历一种疲惫。
采访／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