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胡昀个展“轻拿轻放”刚刚结束在艾可画廊的展出，看似清新的展示空间一角，体贴地搭建了一个吧台，在这个地方观者可以松弛地休憩，工作人员对着不同的观众一遍遍地叙述那个混合着原始灵性、童真爱情的故事，犹如通向蜘蛛巢的小径。
在这个展览上，我试图把不同时空中的历险、探险、旅行的线索混合在一起。我考察的对象包括一些近代史中的传教士、自然学家以及殖民者，某种程度上，他们并非是单纯的旅行者，虽然旅行于他们是有目的性的，但这些旅行和命运本身也紧紧纠缠。在《穿越陕甘———1908－1909克拉克在中国北部考察之旅》中记录了一次西部考察。参加考察队的发起者有美国探险家Robert Sterling Clark、博物学家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后者曾担任过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的博物苑馆长，此外随行的还有艺术家、医生、气象学家、翻译、测量员以及多位助理人员。但科考并未按原计划完成。原本一行人的意图是从太原出发，到兰州，西藏，回到四川，绕中国一个大半圈，顺长江而下到上海，最后回到美国。但最终，他们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旅程。
科考队来到兰州郊外的一个村，一名队员的意外遭遇给这次科考标下休止符。海兹拉特，随行中勘测数据的印度籍测量员——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沿海有所了解，内陆对他们而言则是一块未知之地，所以他们在旅行中，每到一处就会收集测量当地的经纬度等基础数据。“刺绣地图”上的红点就是他勘测的基本地理信息数据的浓缩，也是他生命最后的所经之处。他的死亡也颇富意味：那天，海兹拉特一个人出门采集数据，一直没有回来。探险队出门遍寻不着，找到当地县官的回答颇为离奇：他当时在工作，一道闪电过后，那个人消失了。他们继续查访，才得知那天当地人正在求雨，突然看到一个面目黝黑，携带奇怪仪器的人，以为他是巫师，争执中，因语言不通失手将他打死。展览现场的手提皮箱里，斜插的那株干花可以看作是一种祭奠：柴瘦风干的枝条形成了十字架形状，花朵像低垂头颅的耶稣。箱子里还有一张《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拓片，这是由他们的旅行所引生出的另一则故事。
他们失去一名队友，沮丧，踟蹰，他们没有选择原来的路径而是来到西安。途经碑林时他们购买了一整套2000多张拓片，其中就有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几乎就是对他们旅行的一次遥远投射，一次信仰的旅行：古波斯的阿罗本来到唐朝，拜谒唐太宗，开始传播景教。当时的唐皇不排斥，不宣扬，以一种开敞的状态来接受这个宗教。直到唐武宗时期，颁布灭佛诏令，外来宗教受到排斥，景教也受到压迫。
这样的话，似乎实有必要绕开政治的立场，重新来认识历史上前赴后继前来中国的殖民者、传教士，他们选择了这些奇特的生命旅程，但如果不是一股发自内心的、强烈的动力在助推他们，难以想象在100多年前的外国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究竟要如何生活？或者又要跑去偏远的村庄，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死于异乡……我想知道他们的个人追求。
但无论探险队、刺绣地图、皮箱都是理性筛选后的呈现的东西，是一些精炼之物。少即是多。当然，所谓试图精简到最低的呈现其实是永远不可能的——哪怕只画一条线，也有无数套知识体系去解释。但现在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过于依赖具体的经验，艺术家有必要留出叙事、素材的位置，让他者去建立一套自足的叙事。然而你走进博物馆，仍然会发现某些展览，他们给出的标签、位置、方式、角度都特别的确定，如此“确定”，以至于无形当中给你了一种叙事的框限，并把你的经验全部肯定下来——预设你的“看”，令你得到一种证明，似乎到了很多知识的补充。但艺术家的工作不应该只是这样的。所以展览内容看似没有特别强调完整的叙事结构，是因为可以留待可能和敞开性令观者以自述的方式去进行组织。我希望主动地以退为进，没有一个必然的系统可以言之凿凿告诉我“进”在何处。我亦不想要那个进。
进一步扩大来说西方殖民者到来前，我们没有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公共的博物馆、美术馆。但反观当下，美术馆无处不在。我们选择空降那些并非由此处落地生根，再到成熟结果的文化机构。西方诞生初期的博物馆是赋予象征性的空间，是一个思考之地，产生平等交流与对话的精神性场所。然而现在的中国，美术馆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现状？
另外，我延续了与祖父的“合作”。与他的对话一直在时断时续的进行着，今年3月初，根据他的讲述，我第一次“重访”了一段“逃亡之旅”。我身处那片记忆中的竹林，感觉到在漫长时空跨度中，记忆在重访者面前被拉平了。我顺利地进入了他的叙事，并且选择用幻灯机来重新编辑这段旅行，构成了一组我的解读版本。
展览中我还试图通过口述传递一个故事，我没有选择将故事写下来。因为落笔后的故事，总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个”。故事一直在“晃动”，模糊不清。它甚至不是由我所造，脱胎的原型太多——看过的书、梦、想象，我始终没有办法，无法抵达，只能选择在口述中让故事自由漂流，五个工作人员听过我的叙述后，会抓取自己感兴趣的细节，记下自己喜欢的那个部分。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尝试：谣传，我们人类的历史很多关键部分都在以这种方式传递，那些珍贵、动情的东西才得以保留；但历史往往也呈现这样的状态：被编辑过太多次，可感知的“人事”被尽可能的抽走，摔打一卷为中性、冷酷的存在。
采访／ 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