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程然的个展“最后一代”正在麦勒画廊展出，通过多种媒介的交叉与联合在场，艺术家创造出自己独特且精致的个体宇宙。我们特此邀请程然针对他的艺术创作方法、对不同媒介的理解以及意图实现的展览状态进行深入的解析。
“最后一代”的方案在两年前确定，当时的想法是写一本小说，但小说中的部分段落或者章节是不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录像，装置，或者一首歌。但随着想法的不断推进，最终呈现的展览和最初的想法已经差了很远，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这种不可预测的结果就像赌博一样，会成为动力直到最后，而在展览上所有的作品也都没有具体的方案、草图或者剧本，而都只是在到处游荡的日子中的有感而发。
比如平面作品《信》所呈现的由大量废弃的账单，车票，糖纸等所构成的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偶尔的闪亮，或者是摄影《长日将烬》拍摄的空无一物的地平线，当时我在冰岛空无一物的旷野中开着车狂奔，黑暗的天空中只有一丝太阳的余光，看起来像是Lucio Fontana的画作。
这次展览使用了麦勒画廊全部的三个展厅，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我希望改变整个空间的功能，通过作品本身以及展厅中的细节，如对墙面颜色的选择和墙角白色线条去共同呈现一个展厅的关系，营造一个严肃的场所，这对于整个展览很重要。我没有意图去展现一个针对所谓艺术史的观点，而是仅仅从本能中去寻找一种方式，一个布满诱饵的空间，在观众步入的时候能放慢脚步。
文学的元素经常会被我改编和引用到录像之中，比如《口香糖纸》中以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录音去震动鼓面，《希望之屋》中对德里克•贾曼的日记《现代自然》中描述植物的言语的摘录与翻拍，以及在这次个展中所做的《给南·戈尔丁的秘密纸条》中提问式语句。对我而言，文学是完全不同的媒介，它具有一种原始的魅力，通过文字和语言的描述去构成对世界面貌的想象，这种非视觉的图像不可替代甚至不可转述，它只会存在于读者的脑海和精神世界中。这是我想通过这次展览想要做的，一个体量巨大的阅读空间，小说，都只是其中的元素，希望以文字所带来的想象去呈现这些不可触及，无法留存的感受。
至于电影与录像的关系，我认为它们共用同一种媒介，却具备完全不同的功能。在我看来，录像并不是微型的电影，如果电影是去呈现一段现实，那么录像更像是一个画面，一个行动，或者一句话。
如在我的个展里使用《Taxi Driver》这部电影中主人公特拉维斯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段落的剧本片段，我感兴趣的是由台词和镜像中的自我所构成的孤独内心，由言语所构成的对精神状态的呈现。我也曾经改写过一个剧本，把这部电影中主人公分成两个角色，由两个演员分别扮演一个人的现实和内心。就所谓的电影和录像的区别而言，我会用手机去记录一些片段，也会使用专业的电影摄像机，根据想法而定。《最后一句话》是这次展览中最重要的一个录像，来自我在冰岛旅行途中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拍摄的风景，我一直在想如何从简单的影像中获得新的意义。
我并不认为这些作品的核心在于个人化的抒情或者是诗意，在我理解中，我把这一切看成一种原始的情绪，在事物层层覆盖外表下的核心状态，一种回归本能的疯狂。
采访／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