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叶甫纳生于云南昆明，现工作生活于北京。2008年本科毕业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2010年硕士毕业于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美术专业。本次访谈中，叶甫纳从其近作《水》谈开去，讲述个人与历史扮演间的关系，及之后创作的可能方向。
《水》的创作起点是一双亦脚亦鞋的鞋，它让我联想到马格力特的画《红色模型》（1937），他画的脚鞋合体颠覆了我们日常对鞋的认知。马格力特曾说，脚与鞋的融合让我们看清了被日常习惯所挟持的野蛮在现实中是如何被制服的 。之后，我无意中在家看到妈妈收藏的弗里达•卡罗的画册，读了印象特别深，因为每一页都是脸，中性、异样的脸；我止不住盯着画面看。其中一幅名为《水之赋予我》 （1938），画中的视角从在浴缸中泡澡的艺术家之眼看她自己残缺的下体，水中漂浮的元素分别来自她的十二幅画作，就好像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回望。而我的录像则是借了模特的双腿，穿上那双模糊了鞋和脚之间界限的鞋，在浴缸中放入我之前自己做的一些小装置、还有其他作品的图片等，希望表现出一种非常有生命力、非常有野心的女性化。
其实这件作品展出过三次，第一次是在视界艺术中心的群展“机器视觉”中，投影在黑屋子里；第二次是在首届北京摄影双年展主题展，用的26寸镜面广告屏幕，黑屏时就是镜子，一同展出的还有我对拉斐尔及弗里达其他女性画作的重新演绎；第三次就在最近又回到了视界艺术中心，变成在开敞的展墙上略高的位置投影，观众需要稍抬头观看。我觉得作品的呈现受环境影响很大，所以同一件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展览会很有意思。
如果把《水》看作是对弗里达画作的一种扮演，那么可以说，扮演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创作方法。早在就读本科时，我就用摆拍的方法重新创作了自1990年创刊至2010年的《民族画报》封面，形成了作品《封面的民族形容》（2008-2012）。我对媒体的兴趣是从审美开始的，觉得那些封面设计漂亮好看。早年由国家发行的画报刊物只有三本：《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与《民族画报》，这些杂志都带有教化识字的功能，而其中《民族画报》则明显宣传少数民族，旨在增进我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由其封面的选择可以看出审美的转变，从劳动的、丰收的、红扑扑的脸蛋才是美，到异域风情、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才是美；再有偶像的改变，从劳模、老板到科学家；还有流行趋势的改变，当下流行什么就做什么。同时，封面的选择与时代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比如，出于政治考虑需要团结藏族人民而选择藏族，出于审美考虑选择傣族，出于军事关系的考虑又会选择朝鲜族。
这些简单的图像对我而言是触得到的历史，影射了时代的变化，勾勒出近代历史。时代造就了他们，他们造就了我。而对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认识，也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慢慢显露的。
我理解的媒体是对现实的第二次、而非真实的面临，但早前我们却都是通过媒体获得知识、或者说对很多东西的认识。比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去动物园，垃圾筒上画着小鹿，我就以为是真的小鹿；而看到真的鹿时，反而认定它不是鹿。媒体塑造的风景是再现的现实；而我通过摆拍，力图在假的里面显现真实，比如一个眼神里所出现的意外状况，或因非专业演员不会演戏而呈现的“干”的状态。我找的模特都是身边朋友或随手路人，但令我惊讶的是，最终呈现的图片与原封面的相似性非常明显。于是我意识到，所有东西都是相似的，只要放在那个环境下，就会变成那个人。人都是这样，跟环境有关；但你知道，这不是那个人；所以身份的转换与联系通过扮演表露了出来。
本科毕业后，我去伦敦读书，在异乡异地，会思考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而别人又是什么。于是有了《家•春秋》系列创作，我从旁观者变成扮演者，从拍摄的好玩变成切身的痛苦。在采访、扮演我家人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自己的身份来自我的家族，后天的环境即是家庭。采访中翻找出来的旧合影成了我创作的素材。曾经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认识或多或少只停留在表面上，而如今我意识到他们对我的影响已然变成我的一部分并决定着我对自我的接受。通过采访他们每一个人，录像、录音、对口型，达成了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深刻改变，并使我反思人生道路真切的多样可能性。每一个人都是每个时代的缩影，人的生活本来就是历史。对现实的研究令我意识到，看到的往往不一定是真的，而那些看不到的才是真的。
我的新项目会是对丽江当下状况的调查，去那些被塑造成剧场舞台一般的民族村，采访当地人，了解生活条件困窘的他们并非真正想要的现实环境。虽然采访研究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基本工作方法，但我还是会探索尝试不同方式。我总尽量避免在作品中出现自己审美上的“恶趣味”。我的创作有一种“过家家”、做游戏的感觉，其实是经常自己去塑造环境、甚至家庭，算是一种因地制宜吧。
采访／ 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