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是一名艺术家，作家，教育者，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一直关注女性的经验和女性主义批评。在此，她讲述了即将在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在洛杉矶的芝加哥：朱迪•芝加哥早期作品1963-74”，此次展览时间为四月四日至九月二十八日，她目前的展览遍布全美，包括在泽西城的Mana 当代，宾州佩恩州立大学的帕默博物馆，华盛顿的国立女性艺术博物馆，哈佛的Schlesinger图书馆，圣塔菲的新墨西哥艺术博物馆。Monacelli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她的新书《机构时间：工作室艺术教育批评》（Institutional Time: A Critique of Studio Art Education）, 并且也将于四月八日出版一部关于她的作品研究的著作《晚宴, 1979》（The Dinner Party, 1979）。
《晚宴》（The Dinner Party）给我带来很多关注，虽然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它阻碍了外界对我其他所有作品的认识。我创作量巨大，有一些在最近的“太平洋时区”（Pacific Standard Time）展览中有所展示，这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我的作品规模范围的兴趣。从1963年到1974年，整整这段时间我都在研究女性历史，研究我的前辈们，发展出自己的图像。我学中国画是为了用喷雾器时让画面尽可能更精准。女性是被历史消费的而不是被历史认可，我原先的计划是在盘子上画一百个历史上的女性的抽象画，取名《伟大的女士》（The Great Ladies）。回溯到以前，流行的态度认为女性是没有历史的。当我想到盘子在桌子上找到了安身之处，就开始了《晚宴》。
我还在UCLA读书的时候，绘画老师就很不喜欢我画上的意象和色感。结果我花了十年的时间，一直在伪造自己的视像，那么多年来，我听说过好多的女人在学校里，都面临了这样的困境，因为没人帮助她们。就和我一样，她们因为创作主题，总是听到否定的声音。一个叫奥德利•詹（Audrey Chan）的毕业生，2007年决定发起一场与此有关的研讨会，但苦于在学校档案记录中找不到有效的信息。当然校方也不会给她。我觉得特别生气，校方的工作本应该就是传承文化和历史，这样才能有所建树。如果不这样做，说明这个机构很失败，应该受到批判，也应该成为机构批评的一部分。所以我写了《机构时间》（Institutional Time）。
《机构时间》讲的就是大学的工作室艺术教育，艺术学校和艺术界之间的沟壑。在学校里，你学会了提升技法和一种固定的形式语汇。但如果脱离开此前所学的，又该如何将自己的内容表达出来呢，尤其是以内容为基础的艺术创作在艺术界不受重视的时候。当女性主义理论家们批评我们这一代人对种族，伦理，性起源不敏感时，我一直觉得很好笑。我猜他们根本没看过我早期的《天堂只为白种男人存在》（Heaven Is for White Men Only）。那些肉栏都是各种颜色的，作品讲的是我们中有多少人被禁锢了自由。
我告诉“太平洋时区”的策展人，我之所以对那些展览很高兴，从我的职业生涯和历史讲，又回到了加州。《晚宴》永久保存在纽约的Elizabeth A. Sackler女性主义艺术中心，我的创作向东发展。我在加州的历史被忽略了。就如洛杉矶六十年代的大男子主义（对女性很有敌意），南加州的那种自我发现的艺术精神对我作为艺术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世界上没有一个重要的博物馆能够有足够的空间给我的作品做一场真正的回顾，我还是计算了一下目前做的展览占地面积，有些类似全国回顾展，我的作品现在所占据的展场空间面积，在全国很可能占地两万平方英尺。
对于接下来我在布鲁克林博物馆的展览，我是心怀感激的，因为能够在Prospect公园做一场大型的演出。《为布鲁克林而飞的蝴蝶》（A Butterfly for Brooklyn ）是我在东部做过的第一个重要的焰火作品。从学校毕业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室里还有另外两个艺术家，罗德•哈默罗（Lloyd Hamrol）和林•福克斯（Llyn Foulkes）。工作室位于一个街角处，在帕萨迪瓦的玫瑰杯游行大花车会路过。我找到了造雾机，将它们在外面排开，造了一种我在色彩学校学过的那种颜色。烟雾喷出来，色彩释放到空气中。当时我将这些作品称为“氛围”，因为我想将周围的气氛女性化，将我的女性主义思想放进去（这也是我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1974年我不得不停止焰火创作，因为我想做得规模大点却没有资金。《为布鲁克林而飞的蝴蝶》这样的规模，我等了四十年。在我七十五岁生日来临时，能做成这件事，可想而知是什么心情。只要你活得够长，你就决不会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采访／ Paige K. Bradley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