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作为当代德国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其作品一直在电影与当代艺术的交叉地带发生，或者可以说，他是当下以电影媒介介入当代艺术创作中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不久前他在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举办了为期两周的工作坊，我们借此机会邀请其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以及关于电影的思考。
1995年的时候，我被Regis Durant邀请拍摄作品《界面》（Schnittstelle），当时我想，真是太好了，我又得到了一些之前没有的途径。之后我意识到，差不多这成为我可以创作的唯一途径，现在大多数我的创作都是通过艺术空间的。总的来说，很多实验电影从银幕走向艺术空间，不是从电影院的银幕离开，是从一些小俱乐部或者地下的平行放映系统。这是有一些优势的，因为美术馆空间有更多样的观众群，他们对各种话题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对实验电影。就像我周末在北京做讲座的那个区域，798，你能看到来自各种背景的人，不是就那些每次都能看见的固定的熟脸。
在某个意义上，这种处境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因为在艺术空间中，人们准备着要问他们自己，这里用的是什么样的符码（code）？我得找到它。通常人们去电影院或者电影节，他们已经知道都有些什么符码，他们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这个差异给了我更多自由。当然同时，我也试图不去关注这个差异，一些在我的线性作品中会运用的手法和结构我也会用在我在艺术空间的作品中。在很多方面，比如那些多屏幕的作品是一些你无法在电影院中实现的东西，至少不是用同样的方法。这就带给了这些作品自主性和特殊性。我的作品中的很多话题不是一般电影，甚至纪录片会去涉及的。这正是我对它们感兴趣的原因，我想看看我们能否找到可以去表达它们的电影的语言。为什么总是都一样，关注同样的话题？为什么不拓宽范围？
关于“散文电影”（cinematic essay），我认为是指你运用不同的形式，剧情片的形式，和传统纪录片的形式，指你用不寻常的方法和手段，是的，这些特征从我创作的一开始就存在，只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散文电影这个词汇。我总是觉得有一些仅仅属于电影的东西，可以在无论剧情片还是纪录片中找到，有时候仅仅在一帧或一个很短的片段中。这也和语言相关，不仅仅语法是重要的，声调也很重要，比如那些在遥远的东方的表意文字。声调有时比语法还要重要，它决定了表达内容的语境与特性。
我并不只做有旁白的影片，我做了很多一句话都没有的作品，用比较近期的词汇来说，所谓的“直接电影”。当然，利用语言的电影非常重要，但是如果电影只由语言搭建，这是不足够的，必须要考虑到语言和画面的关系。有的电影你可以只展示图像，没有语言，甚至连声音都没有。泛泛而言，你可以这么说。但大多数情况下，你需要给图像提供一个语境，或给予它们不同的“光线”让这些图像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被观看。
而法国新浪潮的那批人，为人所知的是他们不仅仅看很多电影，也有很多关于电影的写作，是一种行动和反思的集合体。写作的同时也深入实践领域是非常有号召力的，《电影手册》和新浪潮的主将们在成名了之后便放弃了写作，这让我非常失望。虽然也不总是这样的，比如戈达尔一直都还是一个作者，他在他的影片中写作，有时候他创作和影片平行的文本，某种实验性质的写作。我不能说他们当时是否影响了我，但至少制作一些东西，并且反思这样的思想状态是一个很坚定的方法。
我曾经提出过“科学地拍电影”这样的概念吗？我的天哪。这是一个之前的信念。当时我所有的同事不知怎么回事都非常关心政治，并因此不知为何就成为了社会现实主义者。我不喜欢这种19世纪的趋势，比如毛的现实主义，甚至自然主义。因此我觉得我可以通过研究关于电脑、科技、符号学这些东西来逃避这样的倾向。我知道我不是科学家，没有经过过任何科学的训练，所以我可以从这些所谓科学研究或科学领域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尝试理解的人，而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人。
采访／ 胡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