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艺术家谢墨凛1979年出生于中国温州，先后毕业于中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及英国爱丁堡美术学院绘画专业，现工作生活于北京。他的绘画作品皆经由其发明的三轴联动绘画机器完成，通过精密的操作与细腻的调控，往往可以展现出异乎寻常的恒定与庄严的气质。在这篇访谈中，他详细介绍了最新个展“灿·烂”的创作经验以及背后对于绘画问题的深入思考。展览将持续到8月2日。
我的绘画机研制是从刻字机开始的，然后换成三轴数字加工中心。曾经有个阶段机器研制不顺利，就先放了一放，专心在画面上下功夫，也可以说是忙活展览。一般我都是两个方向：通过画面去想机器，以及通过机器来做画面。这两边常常交错在一起。我一直严格的分流程来制作作品，有点像工业生产，但工业不等于没人性。正如工业有个标准，我的东西在视觉上也有个标准，想达到让观者一看就会被吸引，然后还要琢磨一下。
这次的个展“灿·烂”上的画较上次有了微调，由不透明到半透明，由色彩间的硬过渡到渐变。这些微调来自我对形式的长期摸索。开始都是加法，比如让色彩更丰富、更艳丽，一心想把各种可能性赶紧做出来，现在慢慢减了好多构成上的因素。这可能也来自我心理和精神状态的转变。一方面社会现实中的时弊和负面感受在心里不断累积，但我却无法对它做出直接的改变；另一方面我也清楚自己不能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工作。这时就需要在画面上做一种逆向逃离。建立些正面的东西，想给出些希望，让画面看起来不绝望。这类似找到一种“解脱”的状态。其实只要一直在行动，负面的东西就不会压着你，停下来才会不知所措。
地上的垃圾场图片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它来自黑桥的生存环境。地面和墙呈现统一的灰，而所有的绘画都是彩色的。我工作室就是白墙，很难想象把画挂在灰墙上的样子，所以这次是一个尝试和实验，我是这么来说服自己的。现在慢慢发现，不能把职业生涯里的每个展览当成像产品发布会一样的最终亮相。我希望把每次展览变成工作室的探索状态，把展览作为的日常实验的一部分。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把机器拿出来一起展，2010年时我有过看不清的时期，也在犹豫要不要拿出来展。王光乐给我的建议是我的东西主要还在于绘画，机器是手的延伸。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很有经验，我的东西一直是让机器参与的绘画。
在英国时，有一次在苏格兰的一座巨大的改建库房里参观，里面收藏了很多大师的作品，我们准备在里面做一次展览。这时，一个老头将远处一个小门推开。正对着的就是苏格兰的海，云特别低，光照在海上的瞬间你就会感觉那些艺术品全是徒劳。这种摧毁性的经验使人感觉做什么都在那个瞬间之下，能做的就是无限的接近。这可能是为什么我画画时的自信是瞬间的，不自信是长期潜伏在那里的。之前有作品叫《自信的黄》，这也不是说有什么叙事性，而是带有些体验。那是我在英国时的感受，复杂的自尊和自卑纠结在一块，这作品就像某种宣言。有时我自己都犹豫叫这样的名字合不合适，但还是这样命名了。还想给另一个作品起名叫《有霾也要有希望》，回想起来仍然会哆嗦一下——画家对自己作品的命名权其实是种特权，可不能浪费了。
这个时代的技术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日常消费品，他们的外观、设计的完美感对艺术是有挑战的。绘画可以往科技的反面走，也可以往正面走，我现在基本上是在正面。用机器来探索绘画性从绘画带走了人手能轻易做到的随意涂抹，带来了人手达不到的视觉强度。就像你说的那种使人忘记现实场景，忘记传统绘画，忘记上午吃了什么，把人震趴下，美到没心没肺的感觉。这社会可能有点过分粗放，我特别受不了的是没道理的粗放，我觉得社会里缺乏认真。我应该不是浪漫主义画家，但我比不少人浪漫。
采访／ 陈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