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缪佳欣1977年生于上海，现生活和工作于布鲁克林。在经历了从身体作为影像创作的素材到影像作为身体表演的记录的转变之后，他又公布了“单人团队”项目缪佳欣工作室。在工作室第一个作品《笼》中，公众报名成为被监控与受限制的笼子的“囚犯”。最近，缪佳欣工作室宣布了另一个大型作品《我们分享可能》（We Share Possible）。
作品标题 《我们分享可能》 来自阿迪达斯的口号“一切皆有可能”（Impossible is Nothing）。阿迪达斯这句话是意义非凡的，但是它出自以牟利为最终目标的企业广告宣传，非凡的意义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企业和体制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不懈地追求理想而不是达到理想，获益的永远是同样那一小撮人。缪佳欣工作室就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察，我强调工作室不接受任何企业、画廊和机构的资助，它是单人运作并且独立于体制之外，而自身也不会成为任何形式的机构，因为哪怕非营利组织也都只是体制中企图虽好但效应不佳的一环。
《我们分享可能》在一年的时间内为全球范围内五名街头艺术家提供运动鞋的资助——前提是艺术家必须证明其街头表演风格对鞋子是高损耗的。目前已经接受项目赞助的有纽约的街头奇葩马修•希维尔（Matthew Silver）。我刚与另一个艺术家聊了合作，他推着钢琴在全世界的街头演奏。在这个项目中我挪用了规范的企业运作方式，包括平面设计和宣传模式等，我想强调可能性不是被他们告知和赋予的，而是被众人分享的。已经制作完毕的项目海报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和网络上：地铁出口、电话亭、New Museum对面的车站，还有艺术网站Hyperallergic的广告位上。
我欣赏马修•希维尔。他每天80%的时间在街上表演梦想，20%的时间在家睡觉继续制造梦想。他的生存所需全部捐自于真诚喜爱他表演的粉丝，这才是真正的职业艺术家，而那些80%的时间在搞社交和申请各种驻地项目和资金的人只是谙熟艺术体制的聪明人。我不是在推广马修•希维尔，也不是真正想赞助穷艺术家。我想把这句口号“我们分享可能”种植在体制之外的艺术家身上，他们都是富有的精神贵族，而他们奇异的梦想需要得到精神的肯定。我并不想以强调体制外的身份来抵制体制，我只是觉得如果体制之外可以长出一根草的话，我希望它长成一棵树。
可替代（alternative）实践注定是短命的。六七十年代一些努力工作艺术家在历史上渐渐淡出了，这淡出可能不是被淘汰，而是英雄出局，可能他们知道“只有死得快的是永恒的”。只正式做过四个作品的谢德庆可以影响四世的人，而那些至今仍企图延续昔日辉煌的艺术家虽然已经成为金字塔顶端的一小撮，但很多人的作品早已腐朽。
我们经常讨论行动和行为艺术的价值和终极目的，我认为艺术的价值并不是即刻显现的，而是渗透在时间里。艺术与社会运动（activism，或译行动主义）的差别在于：社会运动旨在解决某个问题也终于解决那个问题，而艺术的政治任务是去展示问题，从一个问题中发现更多问题，去质疑我们习以为常但实际上荒谬不经的社会结构。当一个问题被揭示后，社会运动者可以出击行动，但艺术家不会停下勘探的脚步。
采访／ 张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