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北欧艺术双人组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Elmgreen & Dragset）在中国首场个展“好博”（The well fair）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大展厅改造成一个艺术博览会现场，并在其中呈现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创作历程。本文中，两人讨论了此次展览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构想。展览将持续到4月17日。
此次展览源于2013年UCCA馆长田霏宇来伦敦看我们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个展。当时他就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接下来两年因为我们先后在香港贝浩登画廊和韩国首尔三星美术馆PLATEAU都有展览，趁着来亚洲的机会也两次转道到北京的空间。两次在北京的时间都很短，大概三四天左右，除UCCA以外，我们还参观了其他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区，当然也去过Destination。在每个地方，我们都尽量走出去接触艺术圈之外的人。因为哪儿的艺术圈都大同小异，大家关心的问题差不多。但如果见见来自其他行业的人，有时你会突然听到关于这座城市以及当地生活的很多其他故事。
我们做展览常常以空间为出发点。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我们做了两座私人住宅，因为挪威馆和丹麦馆的空间本身看上去就很像私人住宅。在首尔，我们做机场，也是因为PLATEAU的展厅感觉很像机场航站楼。看到UCCA巨大的前工厂空间后，我们就想，这么大的工业空间简直可以装下一个博览会了。为什么不干脆做一个呢？
当然，这样做针对的也是欧洲藏家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或中国藏家收藏欧洲或西方艺术时很大一部分都是处于投资目的。我们想通过此次展览强调在艺术的价值确立中的不同面向。经常有人跟我们说，作为职业艺术家，去参加艺术博览会肯定感觉很糟糕吧。批评家这么说，画廊家也这么说，大家都在抱怨，可是谁也不会为此做点儿什么。博览会照常参加。很多策展人去博览会去得比他们去画廊还勤。对博览会的批判变得浅陋，抱怨居多，没有行动。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巨大而压抑的结构拿过来据为己用。不是我们做作品配合博览会，而是做一个博览会来配合我们的作品。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一向喜欢拿艺术界或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做文章，有时用幽默的手法揭示颠倒整个结构也是可能的。
当然，我们不会说做一场展览就能改变整个艺术系统。对我们而言最有意思的一点是探讨艺术博览会这样一种标准化格式可以实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博览会的展示方法非常标准化，东西放进去给人感觉都一样。比如，此次展览上的两个镜像展位原本是2005年我们为Frieze艺博会做的。当时我们说服我们柏林的画廊在他们的展位旁边再找一个展位给我们，而且让画廊其他艺术家把每件作品都做两份。最后你非常惊讶地发现，很多来博览会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两个相邻展位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很多展位看上去都差不多，而且博览会上观众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通常都特别短。这次展览上的双胞胎展位其实是对那件作品的重现。博览会的物理结构（甬道、三面墙围成的单个展位，单方向通行）本身就规定了参观者的移动和观看方式。通过将空间改造成博览会，我们也希望测试一下观众在必须按照博览会的移动模式观展时将如何观看我们的作品，也就是说，空间设定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
另一个我们希望探讨议题是在今天这种自拍文化里，如何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制作身份的肖像，用一种别的不那么直接的手法为不同身份勾勒轮廓。比如我们用大理石制作的援引其他艺术家作品题目的标签画（label paintings）叫“自画像”，因为我们认为，通过讲述我们的灵感来源可以陈述自己的身份，表明现在的工作并非凭空出世，它背后有历史，有参照，有借用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尝试通过这次展览表明，你可以借用博览会这一汇集各路人马的形式讨论一些更严肃，更具相关性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社交媒体或新闻媒体都已经把人变成最糟糕的公民。我们的社会性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自恋。世界各地都一样。我们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社群归属感，也不再是从前意义上的艺术家、工人阶级或同性恋。我们通过自我表演、账户设定和状态更新等时刻扮演着心目中理想的那个自己，大量精力都用在这上面。在这种傻乎乎的漂亮文化、由微信和各种聊天工具组成的巨大丛林中，如何找回个体性和自己的身份，以及如何接入与我们的决定、需求以及生命归属相符的现实感—这些都是我们长期关注的问题。
我们相信个体性和独特的身份，但同时也相信个体对于一个更大整体所需承担的责任。我们的作品常常指向这一层面：是什么在削弱我们作为自由个体发展的能力，又是什么在威胁我们所在的社会以及我们对于社会整体的责任感。
采访／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