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艺术家陈文波的个展“日夜场”延续了其一贯对于消费社会中非人图像的“研究”立场，在复杂的光影布置中，他试图剥离出一种纯粹几何与系统化的采样式结论，既包含着批判性视野，亦存有某种“身在其中”的困惑与思辨。在这篇访谈中，艺术家谈及自己面对、处理图像时的态度，在绘画传统下工作时采取的方法，以及如何与“现实”之间构筑起更富于挑战性的关联。“日夜场”将于当代唐人艺术中心持续至本月30日。
“日夜场”与目前全球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侯瀚如在关于我的文章《干了这杯再说吧》中将我比作这个社会的“卧底”。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既是参与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具有一种“爱恨交加” 、“不能自拔”——我不认为只存在一种简单的批判向度，而是应该同时包含着“无可奈何”与“身陷其中”的成分。
关于现场，我希望观众进入展厅后处于一种漂浮在纯白虚空中的感觉，墙面的作品就是观看的叙事系统，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叙事系统中“阅读”我的作品。也曾考虑过用霓红灯或其他灯光在画廊里制造出一种真正“夜场”的感觉，但其实展览中还包括“假期”的部分——比如那个游泳池。现在的中产阶级都在度假，中国也开始盛行这种西方式的生活方式了。但在我的作品里，游泳池里的光线与彩色瓷砖都发生了变形。因此“日夜场”除了与我们的消费生活以及其中暗含的批判色彩有关之外，还与我们对于建筑的体验以及形体的感觉相关，比如一个变形的正方形（《假期》）与一个绝对的正方形（《转角》）之间的关系。对于我来说，这代表的恰是从西方舶来的现代主义对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塑造。
再比如那盏巨大的吊灯，它确实是某个收藏家家中的吊灯。这种巴洛克式的吊灯其实是某种带有中产阶级趣味的物件，我把它画的很“妖”，用一些曲线在上面勾勒出各种颜色。而它左边的沙发是在一家老人院发现的，我觉得那个沙发代表了“群众席”；右边的《爱情沙发》上没有固有色，完全是人造的色彩。再往前走是女性的健身球，我把它当作“地球”，在上面画出了蓝色的“海洋”与“经纬线”。然后就是《最后一杯》。这个系列与2009年我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个展“破碎中”存在关联：将所有的消费品几何化、破碎化，颜色上尽可能贯彻一种相对主观的态度，尽量拒绝日常、现实的状态。
人在我的画面中的缺席，正好说明了这些物件就是我们的“自画像”——有时是物件，有时是场所。“日夜场”中有两个场所：一是我们开会的场所，红色的帷幔象征着大家都曾有过的经验：后面正上演着某种说教、管制的禁锢系统；另一边则是酒店、购物中心的旋转门，虽然白天很繁华，但我试图呈现相反一面，所以我把光变成了主角，在旋转门上你会看到彩色的光，甚至一些彩色的线，以强调那种上升或下坠感。两个入口，一个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入口，一个是资本主义消费场所的入口，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以造成某种对应关系。
徐震叫我“安迪•波波”——确实，九十年代末还在四川时我就做了一批很波普的东西，栗宪庭当时把我、邱志杰、冯梦波这拨人称为“文化波普”。我们不是红卫兵一代，没有生活在纯粹的政治环境底下，而是处于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击中，这是造成我所谓的波普“前科”的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我比较认同美国艺术，特别是美国的波普艺术利用消费社会里面的物件取代、消解艺术的神圣性的策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
我不是在跟照片较劲——正相反，我的工作的对象其实是另外一个系统，比如photoshop的分色系统或电脑分色印刷系统。我使用的颜色从来都是人工颜色，是以电脑调色系统的色谱作为绘画的基本颜色——我尝试用人工颜色去覆盖我们的人工现实。我一直努力实现的是在这个我构建的“现实”里面，你将看不到自然光，也看不到自然的色系，虽然你会看到旋转门、游泳池这些客观的物件，但其实“超级”体现在我“夸大”的人造色谱方面。
我对所谓的虚假感与人造感一直很有兴趣，表面的，易碎的，发亮的，就像梦一样的状态，此外，又一直对于浪漫主义或者人文主义比较警惕。我倾向于用闪亮的、炫耀的事物与我们的时代发生关系——我甚至认为这些作品应该去跟广告一起竞争，与我们的现实进行旗鼓相当的对抗。如果广告在制造一个梦境，那么我也在制造梦境，但这个梦境丝毫没有人文主义式的感伤——这种情绪我觉得反而会模仿或者强化现实的荒诞。但我又不是一个超级写实主义画家，我总是尝试在画面上寻求对立的元素，这种元素有可能是直线的，有可能是曲线的，有可能是物的相互叠加，总之是可以产生出新东西的方式。
我个人二十年的实践一直围绕这个东西，但为什么还一直坚持使用绘画这个媒介？绘画也许确实是“惰性”的，她有过于强大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其实恰好构成了我工作的上下文——即便我以波普艺术作为前提，它依然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传统与预设。进而我可以采用一种“反绘画”的方式，没有笔触的流淌，没有激情，全部是很工业化的状态，这个逆向的出发点就成为了我对于新的绘画的展望与认识。无论是针对表现主义还是超级写实主义，所有这些传统的存在其实恰恰证明了我们今天依然还有工作可干。绘画的传统我是要批判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运行在本体层面上。我会想尽办法把所谓的标准绘画变得不标准，把标准的展览做得不标准。
侯瀚如说我是透过毒品的概念观察世界，是瘾君子眼中的世界，其实这里面蕴含着“双向”的反叛：除了刚才提到的对于绘画上下文或标准绘画的反叛，还存在着艺术家对于“正常”价值系统天生的对抗基因。无论现在我们多体制化、多忙碌，我认为这个基因仍然在起作用，艺术家还是想挣脱这些桎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肉身的对抗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我最终还是需要回到画面上，回到工作室里开展这种对抗。
采访／ 杨北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