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艺术家李牧2012年回到江苏徐州推进“仇庄项目”，整个项目为期一年多，制作了8位艺术家的十组现当代艺术复制品，其中包括安迪•沃霍尔、索尔•勒维特等人的知名作品，散落在村庄各处。2013年李牧首次针对项目收入及花费，邀请艺术家那颖禹参与表演。这次他受邀参与项目“行动的机构”，在上海歌德学院开放空间呈现“仇庄项目——持续的演讲”，其中他将项目言说的权利完全交给他人，由志愿者自行理解并分享给观众。同时李牧也在民生美术馆进行了相关的放映与对谈，在艺术家那颖禹的“逼问”下，通过回忆展开对于“仇庄项目”的反思。
“仇庄项目”源自2010年去荷兰Van Abbe美术馆为期两周的考察，这间美术馆汇集了几千件当代艺术作品。我提出想把Van Abbe的藏品借到自己的乡村去做展览，当时美术馆的馆长觉得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着手准备具体的作品挑选时，艺术家约翰•麦考林（John McLaughlin）在他的本子上写了Original（原作）和Copy（仿作），问有什么区别，我马上意识到原作只对艺术领域从业者或者收藏家有特殊意义，对普通村民或普通观众，包括我，区别并不大。我选择了八位艺术家的十件作品，带样稿回去和村民一同复制，记录下过程，项目跨度十三个月。
做这个项目的出发点，在于我对艺术的考量，而不是落在村民、家乡上。艺术家那颖禹认为农村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是非常复杂的，艺术家在具体地方力量很小，认为我做不成这个项目。我特别强调不能做成“乡建”：我没有能力建设，家乡也不需要我去建设和改变。村庄里尘土飞扬，人们忙着挣钱，艺术在那里是不重要的。拿回展厅播放，看起来像在村庄里面掀起了一场革命，实际上在那里它是很渺小的。我的工作是研究和实验。
我的家乡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下的一个自然村，差不多一千人，大量从事木料加工行业，污染比较严重，经济还算可以，但教育和文化程度不高。回到家乡后，村子里面的父老乡亲认为“李牧是不是在外面混的不好所以回来了”，或者“他回来有什么目的吗？要赚我们钱吗？”村民的认识与我带去的作品背后的文化差距比较大，他们不容易接受艺术作品，所以作为试探我先搭设了一间图书馆，也是工作室，周一至周五我在里面工作。图书馆作为公共空间开放给所有村民，在建成后三个月左右后村民接受它了。
原计划三个月做完十件作品，实际才做了一件，每一件都要等合适的时机，我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开始，我特别想控制一些东西，真实状况是村民、事态发展都不由着我的控制，有一段时间挺苦恼的，觉得“失控”了。在拍纪录片时，我发觉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作品，而是村民的反馈，村庄内部的丰富性影响了项目本身。同时意识到失控是有益的，我允许失控的存在，欢迎不同人加入，项目逐渐超出我的经验范围。个体经历非常有限，个人世界之外的空间更丰富，这是项目很重要的部分。实践的核心也不能是美术馆、展览、观众，这都在经验范式里；基于自身的实践也不会太在意视觉上是不是好看，或者产出什么；万一自己在过程里有体验和收获，这便是最好的艺术与最好的影响。
构想中，整个村庄每一个犄角旮旯、村民家里都是艺术作品，至少一千件，然后作品在村子里自然消亡。2014年的5月，村子面临修路拆迁的问题，仇庄图书馆暂停，室外的作品能卸的就卸下来了，墙上的画没法卸都留着。那一年我待在村子里，图书馆不断做活动，不断有人来。图书馆成了村子里的心脏，当我不在村子时，图书馆变得没有活力，只剩下书，还有负责管理的我的老师。
从形式上说，我一直想做一个没有展品的展览，通过演讲传递内容。讲述是一种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远胜于对艺术作品的观看，所以我到处去做讲座，与观众互动。我感到歌德学院就是做讲演的地方，当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讲，二是请别人来讲。请别人讲不是把他当做工具，而是想邀请他/她针对我的项目作研究，让他/她跟观众分享研究的内容，我没有准备台词，他/她要自己理解我的项目。这次项目除了讲演、现场资料，还有纪录片的放映和对话，歌德学院的观众各式各样，以讲演的方式很合适，而档案资料可以使项目进入更深层次，如果有人想知道更多的话可以翻阅这些档案。
2013年年底，我和艺术家那颖禹在上午艺术空间做过一次表演，当时项目还未完成，我俩坐在观众中间统计账目。项目初期，我拿到荷兰的美术馆、基金会的赞助，后来没钱了，我分好几次卖自己的水彩画，作为资助美术馆买了我的纪录片。那颖禹问我拿了这么多钱怎么花？哪些花在私人身上？哪些花在项目上？这也是项目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台面上从来没有人谈花费，顶多问怎么找的钱。这次我再度把那颖禹邀请过来，面对面谈谈我在村庄里做完工作之后，是怎样拿着这个项目“招摇撞骗”去做讲座、做展览“卖钱”的，以及钱是怎么用的，我得到了什么实惠，还有这些实惠对村庄有没有帮助——我是不是在利用村庄？
退一步说，在村子的项目都拆了也挺好的，这些都不是我能够把控的。就像写了一篇文章之后用橡皮全擦掉，不太看得清楚却留下痕迹，这个状态没有负担。现在有很多新想法，比如说在村里拍一部电影，让村民做演员，也许到最后没有一部真实的电影，只有演电影的事件和过程——就像我如果不再带回作品，而是什么都不带，一个人在村庄里去“演出”会产生什么。
采访／ 姚梦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