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唐纳天（Nadim Abbas）是一名现居香港的视觉艺术家，其作品常常通过构建复杂的场景，利用多重指涉，探讨技术换代中人与物关系的变迁。他的新作《最后媒介》（2016）目前正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这也是艺术家在中国大陆的首次个展。本文中，唐纳天讲述了此次个展作品的整体结构，以及他对技术进步以及图像界线的理解。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日。
这次展出的作品《最后媒介》（The Last Vehicle，2016）将UCCA长廊空间分隔成两个房间。两个房间实际上互相连通，但观众不能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只能从外面绕行。其中一个房间里是沙制模具形体构成的景观，模具形体的原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人称为 “龙牙（Dragon’s teeth）”的混凝土结构障碍物，主要用来阻挡坦克。整个房间灯光是红色的，墙壁也被刷成相应的颜色，其中的景观一方面与历史战场呼应，另一方面也给人一种外星球的感觉。我对二战中建造的掩体做过很多研究。另一个房间便是模仿掩体设计的，外侧有一个狭长的窄窗，旁边是一扇电动门。房间里面的陈设类似家庭工作环境，放有书架、工作台和装饰性植物。工作台前会有一个人负责操控另一个房间里的无线电遥控车在沙堆中间穿行。车上装有摄像头，拍摄信号会传送到工作台前的屏幕上。操控员的角色由尤伦斯的保安扮演，他会穿上睡衣，戴上头盔，在房间里控制2小时。这期间观众不能进去，只能透过窄窗看到房间里的情况。接下来，操控员休息1小时，观众可以进入房间，但不能操纵小车。
这个工作台其实模拟的是无人机操作台，操控员就是无人机驾驶员，房间的环境则是操作室和家庭工作空间的结合。除了“驾驶员”以外，这件作品里还有另一个表演者，主要在沙子景观的房间里活动。这个叫“异形”的角色会戴着头套面具出场，它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日本特摄片里的英雄角色。我对“驾驶员”的指示是尽量保持静止，融入房间的环境，就像是他在那里坐了太长时间，已经和椅子融为一体，成为了家具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物体。对于“异形”的指示略有不同，基本要求还是融入环境，但有一点像模仿昆虫的行为模式：被人发现的时候它不会动，感觉安全的时候它就会跑开。在我的设想中，“驾驶员”和“异形”两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对方的镜像。实际上，这个作品中所有事物都是镜像。沙子景观是控制室屏幕中内容的镜像；控制室里所有物品都是对称的，两个角色的行为也是同样的关系。
工作台前的屏幕一共三个，分别播放另一个房间的监控录像，车载摄像头传回来的影像，还有一款游戏。游戏的原型是198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子游戏，叫“Elite”。它们都属于被称为“开放世界”的游戏类型，其核心理念在于没有一个必须达成的目标，玩家可以随意探索，想干什么都行。而另一个房间的遥控车跟NASA的探测车非常相似。这些外星探测车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们不是根据地球上的空气动力学，而是根据特定的功能来设计的，比如需要太阳能，轮子必须是某种特殊形状等等。我对这种DIY美学很感兴趣，也将这种美学用在了遥控车的制作上，也就是说，遥控车的外形绝大部分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
你也许会发现，整件作品都带有某种怀旧情结。我用的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一点被淘汰的技术，比如我没有用wifi而用了无线电，道具也都看起来有些老旧。我对追赶最前沿的事物不感兴趣。我比较愿意思考的是，新技术及其带来的认知转变如何改变了此前的所有事物。技术进步越来越快，很多事物因此被淘汰了。这些事物被淘汰后会怎样呢？我的兴趣点可能在于如何重现这些被淘汰的事物，或者给出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它们，将其置入当下语境重新考量。我能明显感到我们与物品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也许是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一个转变期。
至于现在流行的AR或者VR技术，我并不反对。我的作品也不是对虚拟化的反抗或拒绝，而更多是呈现各种不同的机能失调。也许你可以称之为抵抗（resistance），但不是反动（reactionary），我不反对它。实际上，我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创造一个虚拟空间，以及一种沉浸式体验。在我的作品中经常会有强加的亲密感，但同时也会有强加的距离感，比如说这次作品里的墙壁和窄窗。但正是这种物理局限创造了图像。如果你带上Oculus Rift，你看到的也是图像，只不过这个图像试图带人穿越物理局限造成的界线，而我的问题是：当你穿越了这条界限之后会发生什么？它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在得到的同时，必然也会失去。你可以说，我是在保护图像，因为我认为当你穿越这条界线之后，图像本质的一部分就丧失了。
采访／ 刘张铂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