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 ON SITE
2025年7月25日至8月7日，聚焦东京神保町古书街地区这一清末中国留学生聚集场域，围绕翻译和历史议题展开的“神保町译闻录”在东京“藏”画廊举办。
神保町是由200多家书店以及无数爱书人建构而成的古书街区，历史悠久。2023年，策展人刘笑容在东京访学期间，常赴神保町周末古书市集，了解到在此区域发生过的诸多清末留学生轶事，并邂逅由书商藤井利八于1917年建为藏书库、2013年移筑至现址的“藏”画廊。翌年，回到纽约的刘笑容和学者/译者金雪妮发起了围绕“艺术×翻译”展开的“灵犀计划”（Project Lingxi）。在中国民间传说中，犀牛被视为一种具有心灵感应能力的神奇生物，它的角被认为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媒介。若有人将犀牛角点燃，就能在其发出的火光照耀下看到隐秘世界中的怪兽、神灵和死者。项目以此命名，通过松散的学习研究组织、活动、展会等形式，试图借助犀牛角所发出的微弱光芒跨越看似不可逾越的界限，迈入原本不可见的世界中探寻未知。推进过程中，神保町与“藏”画廊再次浮现于心，两人遂决定将“神保町译闻录”展览置于这一承载地区记忆的独特空间。
7月25日开展当天，“藏”画廊被在场者用不同语言交谈的声音填满。承载百年历史的“藏”画廊在2013年移筑时保留了部分原始建材（包括一楼的木门），但也为了符合现今的建筑法规而进行了改动。展馆自身的历史和流变与展览主题不谋而合——在翻译过程中，一些东西被舍去，另一些意味被增加。如今，这栋三层小楼夹立在两栋高层办公楼的缝隙间，仿佛也在诠释翻译被挤压在两种语言之间的状态。
以画廊所在地为起点，步行十数分钟便可到达神保町古书街。一百多年前，作为清末留学生来到日本的鲁迅和周作人亦常由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当时二人一同租住的下宿屋）出发，漫步流连书市之中。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田汉等人参与的“可思母俱乐部（Cosmo Club）”——一个致力于和平的世界主义青年团体，其聚会地点包括位于神保町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神保町对于清末留日学生而言，是一个能够接触多国文化、多种思潮冲击的地方。当年在这片区域发生的关于翻译的故事，在这场展览之中被挖掘、重置、陈设在观者面前。
艺术家陈逸飞从现存不多的可思母俱乐部史料中抽丝剥茧，试图在受本展委托创作的木刻版画草图《神保町译闻录》（2025）中，将文字单语、历史人物肖像及设计符号并置，呈现他对俱乐部的研究和感悟。不知艺术家是否有意为之，作品的表现手法不免让人联想到与俱乐部几乎同时期兴起的俄国构成主义。
陈逸飞似乎对一切可能性全然敞开。展会闭幕前一晚，他和志愿参与者们历时4天共同创作的木偶戏于同样地处神保町的美学校公演。狭窄走廊与各个房间中随意堆砌着与人齐高的物件，仿佛自1969年美学校创立以来便与这所对公众开放的艺术学校一同肆意生长。公演当夜，观众置身由各类看似无关的物品构成的杂乱场景，它们在空间中彼此依存，将意义的建构全然交托给观者自身——这何尝不是一种近乎“翻译”的邀请？整场公演也如美学校这种“在无序中形成自有秩序”的气质相互呼应，生发出某种可被称为在地性的美感。木偶戏工作坊首日，陈逸飞只给大家提供了百年前与可思母俱乐部相关的一些人物和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其它的一切任由参与者自行发挥。短短数日之后，公演舞台上竟出现了罗宋汤这一角色：这道由俄国流亡者传到上海，又辗转传入神保町的料理，正在用中、日、英三语混杂的台词控诉自己在离开俄国后，便失去了甜菜这一关乎“东欧传统料理灵魂”的食材。现场爆发出一阵笑声——谁能规定食物的“翻译”必须遵循发源地的准则？
食物在“翻译”中的流变，在本展中并非仅此一例。“灵犀计划”的两位高中生研究员Jenny Zhu和Alex Xu向来场者提供羊羹、杏仁豆腐等甜品试吃，并讲解他们关于古代中国食品在传入日本时，如何被当地人“翻译”成更契合当地口味的研究成果。
同样作为研究成果呈现于二楼空间的，是由金雪妮、刘笑容，以及学者李婧文等人共同梳理文献史料（特别是留日学生的日记）之后，与艺术家刘怡之合作完成的《东京中国留学生全攻略 明治·大正篇》。这份资料性作品将基于历史性研究的内容“翻译”为当下颇具“网感”的语言，并以富有怀旧感的纸质档案形式呈现。
同在二楼展出的还有以展板形式呈现的《中文科学用语变迁表》，直观展示了源自西方的科学用词如何在中文和日语语境中被分别转译成不同的汉字词，并在中日交流过程中不断碰撞、演变，最终在时间的流变中逐渐分化，形成了今天和而不同的两套语言体系。其旁展示了梁启超在1899年春旅居箱根时编撰的《和文汉读法》一书的内容。展出版本为1910年书商丁福保出版发行的增订版。通过观看他对日语汉字词的转译，观众得以一窥当年在日中国人如何努力寻求并探索快速克服语言障碍的方式。
通往三楼的楼梯旁，展出了马来西亚艺术家周盈贞（Okui Lala）的作品。作为四代潮汕侨民，她本身就是一位多语言使用者。她好奇当人们用不同语言表达同样意思的句子时，语气、表情与句式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化，那么，所谓的“原意”与“自我”究竟为何？在一部与日缅/日英两位翻译的对话式行为影像《你能帮我翻译吗？》（2019）中，她以缅甸人如何学习日语为切入点，延伸至侨民社群的流动性及身份认同问题。
这让我想到在东京艺术大学举行的本展相关活动“翻译历史：历史学家与科幻作家的对谈”中，嘉宾科幻历史作家梁清散称他在史料中曾读到，包天笑在朋友的建议下，仅凭对日语书籍中汉字的认识，便贸然将其翻译成中文版本。本展策展人之一的金雪妮以中英译者的身份回应道：不知从何时起，翻译已跌落到低于原作者一等的地位，且被强加上“必须忠于原文”的义务。
同样不愿被“原文“所束缚的还有韩国艺术家李济彦（leo je-eon lee）。在美国留学时，他发现韩语单词“말”若要译为英语，可以对应若干意思截然不同的单词（如“horse”、“word”等）。面对这种语义的多重性，他并未感到沮丧，反而乐在其中。因此，在展陈于三楼的作品《马死留皮，人死留名》（2025）中，一匹匹马在多样的语义间步履不停，飞奔穿梭于意义流变的短语之间。也许就像“翻译”这一行为过程一样，越想做到尽可能地准确，越容易在多重词义之间迷失。马匹奔跑的画面之下是艺术家在创作中逐层涂抹的创作材料，它们随着创作者的思考和制作过程逐渐融合、相互建构，成为支撑表面却被掩埋在不可见空间内的底层。李济彦由此使作品从单纯的平面图像转化为立体结构，赋予其雕塑性。
在和人类学家Špela Drnovšek Zorko共同主导的“Lexicon of Stealing”（“盗语词典”）工作坊中，李济彦坦言自己“热爱胡乱翻译”，并认为翻译不过是从宇宙中盗取信息的过程，因此并非天生就背负着忠于原文的义务。工作坊中，他和Špela Drnovšek Zorko让参与者们各自取一张长条纸张并折叠，在冒头部分写上一个词语，再放置于会场中任意位置。其他人找到纸条后，可以对这个词进行任意的翻译行为——即便他们完全不认识纸条上所使用的语言。由此，所有人都投入到这场“胡乱翻译”的游戏之中。
金雪妮在纸条上写下了英文“translation”，紧随其后的参与者用汉字写下“翻译”二字。第三位参与者并不认识中文，于是干脆根据“翻译”这两个汉字的形状用简笔描画出小鸟和鱼骨。第四位参与者根据简笔画写下日语片假名意思的“小鸟和鱼”，第五位参与者似乎并不明白日语，于是根据字形写下了“1-11”以及鱼的图案。随着后续几位参与者的加入，纸条上的内容逐渐演变：有人画出Windows系统的开机界面，再演变为苹果电脑的经典标识；最终，纸面上出现了“01010000111……”的二进制代码。翻译的内涵从人类语言扩展至人机对话的层面，编码和解码在纸条上折叠的空间中不断反转，内容的流变如灵犀闪现，进入了事先难以想象但事后想来又合乎情理的进程之中。
“翻译”到底应该是什么？当犀牛角被点亮之时，我们期待看见的和终将看见的会是什么？在展览和三场相关活动全部结束之后，策展人刘笑容回顾道，在策展初期她便试图打破“什么东西应该出现在什么样的展览之中”的惯例。被她握在手里用以打破边界的正是“翻译”这一行为本身——艺术研究是一种翻译，将对历史文献的研究转化成展品是一种翻译，食物在跨文化传播中被改造以符合在地口味，也是一种翻译。另一位策展人金雪妮则在和参展艺术家何颖雅的交流中体会到，翻译本就不应该被赋予资本逻辑下的‘等价交换’功能，而应被还原为原本的交流作用。
一百年前，当鲁迅、周作人、田汉等人认为外国文本的汉语翻译、世界语的推广，以及可思母俱乐部的成立等等，可以让当时的国人更好地理解和拥抱他者，甚至期望现代汉语能成为一个容纳全球信息的容器时，翻译被视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想到这里，耳边依稀回响起两位女性的对话声。声音来自展览中艺术家何颖雅&张小船共同创作的混合媒介声音装置作品《Vers》。二人在矮脚桌中央设置了一框雾气弥漫的玻璃，隔开桌子两侧的坐席。使用多语的观者立刻心领神会——即便“Vers”在法语中表示“面向、朝着、接近”等意思，当交流中尝试使用他者的语言时，隔在中间的雾团始终无法消散。
自从人类妄图造塔通天，上帝打乱天下语言以来，翻译这一行为便在人类的交流历史中自然产生。“词语”在日语中写作“言葉（ことば）”——言语如语言之叶。我们用语言的叶片编织成橄榄枝，伸向使用异语的他者，同时也接过对方递来的枝条。幸好，上帝在打乱语言之时仍让语义借由翻译相通。虽然隔在中间的雾面玻璃也许会一直存在下去，但在翻译这看似信息耗损、变异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也在产生。中心已然消解，曾被划作边界之处，为犀牛角的微光所映照，彼世界从此敞开。
文／ 张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