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上海双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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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上海双年展开始有意识地从地方性美术展往国际展览方向走，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圈及其背后机构体系的一个索引。那年是第三届双年展，也是首次有国外艺术家作品亮相的一届。当时，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的作品和众多中国水墨画放在一起，以显示上海，乃至中国已经开始登上世界舞台。 90年代办起来的那拨双年展、三年展都充斥着土里土气的地方主义气味，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秘密，而且在中国体现得更加明显。在中国，本地利益必须罩上一层党的方针口号做外套。所以几年来，组织双年展的上海美术馆定的主题更多像是上海市政府政治话语的标志（市政府的语调只是有时候才和中央政府的一致），而不是纯粹的艺术宣言。2000年的主题是“海上·上海”，既赞颂了上海东西方融合的独特能力，又遮遮掩掩地为自己过分超前的经济发展做了辩护。两年后，“都市营造”暗示了那些新建的高楼大厦背后隐藏着的技术梦想，同时也间接提出拆掉老房子也许并不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今年的主题“超设计”（分成“设计与想象”、“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公开带有政治色彩的“未来构建历史”几个小版块）继续了这种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合并，并迎合了目前国家对“创意产业”的重视。“创意产业”这个暧昧的词首先是在托尼·布莱尔的带动下被广泛使用的，暗指艺术和设计如何如何能成为商业增长的基础。现在“创意产业”被看成是帮助中国摆脱世界工厂的地位，向价值链顶层攀登的一大途径。

登是登上去了，至少从美术馆不断进步的自我展示上看可以这么说。开幕时，装有超大屏幕的巨型白色幕布在机械操控下缓缓滑向两边，与此同时，彩纸礼花齐鸣，欢迎参观者进入这家曾经是英国跑马场的美术馆。上海不愧为上海，受邀参加开幕式的有MoMA的Junior Associates，以色列大使馆等，而当地主要的艺术家，包括杨福东和徐震（更别说无数其他相关人士）都因没有受到邀请而被拒之门外，甚至导致一次差点儿跟保安打起来。

管内布展虽然不错，但仍摆脱不了由团体策划的痕迹。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策划团队共六人，分别是：林书民，迦弗兰科•马拉涅罗（Gianfranco Maraniello），黄笃、李圆一，乔纳森•沃特肯斯（Jonathan Watkins）和张晴。这六个人的感觉不是总能混合出好的效果来。大厅主要入口最醒目的位置放了一组20世纪50年代制作的苏州寺庙木质模型，主办方大概想用一个颠覆性的姿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与当代艺术系统间的联系。策展议程是要解决感觉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间的冲突和矛盾。这一目标似乎是大多数中国作品（主要由黄笃和张晴筛选）的潜台词，比如申凡用霓虹灯和古琴伴奏向山水画家黄宾虹（1865—1955）致敬；史金淞用手扶拖拉机套版哈雷摩托车，做了一个不锈钢雕塑装置作品《哈克龙Halong Kellong 》；而展望的“佛药堂”里充满了各种中西药品。这样的作品无法代表目前正在创作的一拨年轻艺术家身上的活力，而入选的绘画作品—如夏小万和被过高估计的钟飙的画—无非也就是展示了现在随处可见的才华。

今年双年展的本土明星是邱黯雄。接受过专业山水画训练的邱黯雄用三个频道同时播放的水墨动画《新山海经，2006》重新诠释了经典神话文本《山海经》。片子以一些半动物半机器的生物追溯了（中华）文明从农业社会时期到汽油争夺战时代的历程。另一位表现突出的艺术家是王兴伟，他用三个风格化的临时厕所复制品为“超设计”这一主题提供了一个聪明的写照。

至于入选的国际艺术家作品，有意思的装置不少，比较引人注目的有汉斯·贝克晦暗的超市模型《T-市场，2004-2005》和台湾艺术家涂维政为想像的卜湳文明建立的博物馆。特别出色的录像作品包括安妮卡·拉瑞森的《冰球赛，2004》和韩国艺术家吴墉硕的《戏剧，2003》。《戏剧》是由上千幅照片和电影片段拼接而成的一个双屏的大型作品。当地观众似乎更喜欢不那么严肃，设计成分多于艺术的作品，比如斯利帕·古帕塔的互动录像装置：一只猴子的投影不断向观众的影子俯冲，以及深泽直人设计的小人儿可以活动的可爱出口标志。2000年双年展靠攀附大牌抬高身价的做法在今年仍然依稀可辨，朱利安·奥培，奈良美智，托马斯·代米德被匆匆安插在一系列展览当中，似乎在肯定美术馆吸引大牌艺术家的能力。

围绕这次双年展的六个外围展—从年轻艺术家在多伦美术馆和朱屺瞻美术馆搞的小规模调查到跟浦东区政府合作在张江科技园举办的一系列大型城市活动—都获得了相当的商业和体制支持。艺术家自己组织工作室开放展的时代已经结束—艾未未和冯博一2000年做的地下展览“不合作方式”将矛头直指双年展及其主办方—中国当代艺术地位合法化的时刻终于来临， 90年代美术从业者和供应商一直努力追寻的目标今天已然成为现实。但是，国内环境宽松了，国际上对中国艺术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两种趋势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市场为驱动力互相加强的循环，循环建立的基础不再是政治压迫，而是一个日渐强大和复杂的国家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双年展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谁的“设计”得到了满足？

文／ 田霏宇｜Philip Tinari

译／ d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