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雅典双年展

[[img:1|left]]“权力的不自知有时从失忆的空白中创造出记忆。” Chris Marker在《电视中的时间，2007》里如是说，这句话作为这位法国电影人和伦敦艺术团体Otolith Group创作装置的一部分出现在一排录像监视器上方的墙上。07年秋天他们的作品在第一届雅典双年展上和观众见面。很明显，鉴于展览环境，作品主要围绕Marker1989年的电视系列片《猫头鹰的遗产》展开。这部鲜为人知的系列片（从来没在希腊公映过）收录了对近四十名知识分子的采访，其中包括Michel Serres，George Steiner和Iannis Xenakis，讨论的主题是希腊哲学和神话，古人的灵魂观，希腊词语的词源等。在很多采访对象的头部特写镜头中都可以看到他们身后有一只五颜六色的猫头鹰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观众，似乎在保卫着Marker作品题目里所指的遗产。但本届双年展的具体语境在于解除文化思维定势的力量、消除它们对人们认知希腊的影响，因此猫头鹰（古代雅典的象征，陪伴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动物）更多反映的是“文明摇篮”这一理念的不可妥协性。双年展的名字（“毁灭雅典”）取得多少有些夸张，《猫头鹰的遗产》 可看作是对展览主题的一次微妙呈现。策展人Xenia Kalpaktsoglou, Poka-Yio和Augustine Zenakos围绕该主题组织展览，纯粹为了更好地挣脱希腊整个国家和人民身上挥之不去的古典气质。

展览开篇，Julian Rosefeldt和Piero Steinle的录像装置《引爆德意志，1996》奠定了整场的基调。作品搜集了战后德国重建过程中楼房爆破场景的录像片段。 同样激进并与展览主题明确相关的是Eva Stefani的录像《雅典卫城，2001》，作品中镜头在帕特农神庙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色情电影片段间不断切换，指涉了西方集体记忆对这座传统建筑无止尽的剥削利用。这些作品都被置于一个叙述框架下，故事分成六“天”，每“天”主题各不相同：市民参与（第一天）；地点和历史（第二天）；避难所和炼狱（第三天）；短暂愉快的小插曲（第四天）；暴力（第五天）；以及可能的结论（第六天）。参观者要按照一条线性的观展路线或“旅程”依次观看布置在前天然气工厂Technopolis里的作品。

对展览进行如此严格的控制是危险的，但在这里却产生了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参展影片和录像提供了补充性的叙述材料（其中很多作品是专门为双年展而创作的）：如Olaf Nicolai的《洛达奇斯，2007》用写实的手法讲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名叫阿雷科斯·洛达奇斯的工匠在爱琴娜岛上修建石屋的故事，后来这座建筑为二十世纪中期一部分希望将流行传统融入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师提供了大量灵感；又如Stefanos Tsivopoulos的《无题（翻版），2007》部分运用再现的影像片断，审视了六十年代末右翼独裁者Georgios Papadopoulos统治下的希腊怎样把电视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

历史和当代呈现模式的冲突也为Stelios Faitakis创作《苏格拉底饮下毒芹》提供了出发点。这幅巨大的壁画作品将拜占庭宗教图像和当代战争和暴乱的场景嫁接到一起：基督教圣人戴着巴勒斯坦式的头巾，背后是一片点缀着飞机和炸弹的金色天空。有意思的是，旁边一幅小小的铅笔画让作品的冲击力和直观性进一步复杂化——《帕特农神庙，02/07/1959》，作者：巴勃罗·毕加索。当年，毕加索为筹款解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Manolis Glezos创作了这幅作品。被人称作“雅典卫城的英雄”的Manolis Glezos十八岁那年成功地拔下了德军插在神庙上的纳粹旗帜。

地方背景在后来的“章节”里逐渐变淡，重点转向更抽象的叙述，暴烈不安的直白景象也越来越多——其中，Thanassis Totsikas的录像《无题，2007》记录了呕吐的场景；荷兰艺术团体Kimberly Clark叙述了过量青春的快乐挥霍（《鹿特丹奋斗，2007》）；Martin Skauen的素描影片似乎刻画的是帕索里尼式的各类折磨（《堕落之幸，一次手工制作的大屠杀，2006-2007》）。看过这些震撼人心的作品，最后到了“尘埃落定”的部分，因此第六章成为一个反高潮可能不可避免。本章亮点是芝加哥艺术团体Temporary Services和在加州一所高度戒备的监狱里服刑的囚犯（我们只知道他叫安杰罗）合作创作的装置《囚犯的发明，2002-》。作品按1：1的比例再现了安杰罗的牢房，各种临时物件的复制品散落空间各处，包括性玩偶和避孕套，而且全部按照安杰罗的设计制成。

值得注意的是，跟双年展主展区的连贯性相反相成的还有一系列同时进行的外围展。国际策展人和商业画廊把展览地点选在Metaxourgeio区以前被人占用的建筑（也许是受到了2006年柏林双年展城市整合的启发）。分别由Tom Morton和Neil Mulholland策划的两个外围群展“如何承受”和“年轻的雅典人”对展览主题各自做出了另类解读——前者否认了“存留是保守的，改变是进步的”这种观点，后者推出了十八名爱丁堡艺术家的作品，因为爱丁堡素有“北方的雅典”之称。还有很多独立策划的展览也表现出了相当大的野心，充分说明当地艺术圈渴望雅典能在国际艺术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Breeder画廊展出了德国艺术家Uwe Henneken，Stefan Rinck和现居伦敦的希腊艺术新星Athanasios Argianas的作品。）这些辅助展和双年展本身共同表明，策展人已经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在希腊艺术界和国际艺术界之间搭起一座对话的桥梁，超越猫头鹰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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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Diana Baldon

译／ d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