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巴黎自行爆发，但它并不是在单打独斗。纽约，加州的柏克莱，墨西哥城，柏林，里约热内卢，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同样的运动也在这些地方一起上演着。在任何人知道“全球”这个词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第一场全球性的革命运动。这种同步性是令人吃惊的，尤其是就当时的科技发展而言：没有手机，互联网，没有24／7移动消息，甚至连传真机也没有。整个星球被分为两大对立阵营，断裂线弯弯曲曲地穿过世界地图。然而，五月风暴超越了每个界限，无论它代表什么。那些由于自由和民主而反对苏联“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们，因此信奉了资本主义和美国流行文化；而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则拒绝狭隘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独裁主义，劳动剥削，信奉 “一种可能性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主义不久后就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全球性的五月革命狂潮，从一处到另一处，将成百万的人推上街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更好地理清它的起因，进行探讨。当时的学生们，正是从二战后的瓦砾堆中走出的第一代人，他们对为他们所创造的世界秩序产生了觉醒，认为在道德上必须要对此进行反对。
五月风暴标志着一种超越语言、民族和意识形态的感情的上升。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的文章抹杀了新左派们在60年代中期的种种幻想，他不仅谴责了共产主义的独裁一面，而且还指责了在民主明显的国家里，大多数人对镇压力量的容忍。他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已经成功地融合了工人阶级，从这点上讲，只有激进的少数派们才能算作是真正地实行“伟大的拒绝”这一壮举的群体。正是在五月风暴中，世界范围内的青年第一次以“一个阶级”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
起先的规模是小的，但是它却在巴黎大学农泰尔分院的校园里酝酿了数月。该校位于萧条的巴黎郊区。在斯特拉斯堡国际情境主义者1966年的小册子《关于学生生活的贫困》的感染下，在国际情境主义诗人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具有影响力的《日常生活革命》的教唆下，农泰尔的学生最终将言论付诸于行动，忿忿的学生们表示要破除空洞的“知识消费”，将农泰尔变成一个“批判型大学”。抗议活动很快变成了反抗学校教育机构本身，愤怒分子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进行破坏，挑衅，嘲弄，扰乱课堂，占领行政楼，公开反对男女隔离和“美帝国主义”。已经领导过反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革命团体们试图控制法国的学生运动。一大群激进分子是由Daniel Cohn-Bendit所领导，他们试图通过一系列‘示范性’的行动，超越学生的界限，创造一个他们自己的历史时刻。
三月二十日，在反对美国运通的行为中，一些激进的学生被捕，对此，100多名学生做出了回应，占领了南特尔的行政楼。“3月22日运动”形成，学生人数迅速扩大了1000人。5月1日，当局决定惩罚8名学生，其中包括Cohn-Bendit，由此激起了校园内更大的愤慨。对此，学校在第二日停课，不同的学生组织要求5月3日在索邦召开会议。
没有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革命运动的开始，而这个运动将席卷整个国家。但是索邦的校长，害怕在大学举行的这场“反帝国主义”的会议将激起与极端右翼团体的暴力冲突，于是采取了过火的行动，请求警察封闭学校；300学生被捕。诺贝尔奖得奖者Alfred Kastler和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公开的抗议，巴黎人站到了学生这一方，法国国旗四处飘扬。人们认为，这将又是一场1848大革命了。5月10日晚上，一系列的防御工事在拉丁区建筑起来。Cohn-Bendit在最近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很兴奋。因为我们意识到了我们的力量，这是团结一致，创造节日气氛的一种感觉。”第二天，警察进攻防御工事，成百学生受伤。
5月13日，成百上千的人－更夸张的记录说是100万人，在工会和左翼团体的号召下，在共和国广场集合，开始横穿巴黎的大游行。兴奋的人们占领了索邦，其他人兴奋地在奥登剧院对眼下的局势进行辩论，似乎已经掌控了局势。警察从拉丁区撤退。全国的工厂都进行罢工。学生们好像在玩一场扑克牌一样，不管下一轮是怎么个情况，他们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牌，甩了出去，他们赢了。
Maurice Grimaud，当时的警局长官，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19世纪的最后一场诗意性的革命”。雄辩演讲成为了一种艺术；诗意性的格言警句写满了各个墙面。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出现在每个人的脑海之中，几乎没花什么时间，最弱的群体成为了革命的中间力量。神圣之地建立了暂时的防御工事，历史再次被邀请进来，呈现出另一番面目。但是此时，偏激者们却变得不计后果起来，人们担心一切将会偏离轨道。那时，法国最具力量的共产党处于旁观的位置，提防着这些“布尔乔亚的孩子们”。最终，在工会的牵扯下，一切紧张起来。另一场游戏开始了，这场游戏离中心部位更近了。法共动员了他的“群众”，但是确是出于自己的考虑。工会一方面号召全体罢工，但私下里又一直和政府进行提高工资的谈判。第二个“防御之夜”发生在5月24日和25日晚上，警察粗鲁的回应令人想起了抗议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最糟糕的时刻。5月29日，总工会和法共决定举行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游行，将他们自身推向过渡政府的领导者位置上，而传来的消息则是戴高乐已经失踪。法国陷入瘫痪，国家控制的电视网也已罢工。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很难解释了，这场运动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了。5月30日，平衡的秤杆开始倾斜。已经去寻求驻德的法国空军力量庇护的戴高乐，通过广播发表演说，严厉要求每个人回去工作，解散国会，要求重新选举。而当晚，戴高乐派在香榭丽舍举行了反示威运动。不久后，组织单位要求百姓重回工作岗位。很多人感觉受到了背叛；一些人放声大哭。6月16日，警察冲进索邦。6月23日，戴高乐在选举中以压倒性胜利而当选总统。
如果说60年代法国的运动，在革命潜力上超过了它欧洲的邻国，那么也可以这样说，当时意大利的思想家们，已经紧紧把握住了社会的脉搏。他们很早就意识到，深刻的社会变型已经开始进行。一切都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就好像处于一个万花筒中一样。意大利人琢磨着老马克思主义着们的条条框框，想知道“阶级重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60年代早期，一小部分另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其中包括Antonio Negri, 他们想知道在生产线上劳作的工人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于是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而不是仅仅在论述中提到工人们的名字。从1961年到1965年，他们将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文章，发表在他们的期刊《红色笔记》上，分析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对工厂中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进行思考。不似法国的学生们那样，在革命的热潮中走上街头支持罢工工人，意大利的工人主义者们可是第一时间目睹了工人的反抗。在访谈中，Negri回忆道，巴黎的运动并未令工人主义者们无动于衷，他们尝试着发起一场更大的运动－－自治运动，以此来扩大影响，运动成员包括学生，年轻人，和失业者。
接下来又发展了十年，但在1977年突然被中断，彼时它正变成这个国家的一支重要的力量。重蹈战前法西斯主义的覆辙的意大利政府逮捕、审判并监禁了自治运动的领导人，宣称他们煽动“红色旅”分子策划恐怖运动。Negri被宣判了34年的监禁，最终他服刑期为原判的三分之一时间。
法国的五月风暴在短期内－－确切说也就是四个星期，取得了意大利运动花费十年才争取到的成果，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这绝非一场微不足道的英勇事迹。从草率上阵开始，法国的学生试图唤醒整个民族的觉醒意识。他们偷走了法国，带着它一路疾驰，而后突然就把它抛在了穷街陋巷里。五月风暴发起时，并没想过要永垂不朽，但它却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若它还称得上是革命的话，这是没有产生任何值得赞颂的烈士的革命。这场事件完全是自给自足，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甚至是共同的指导思想，连任何后援组织也没有。但是它却努力挣得了一切革命想争取到的结果—它带动了整个民众，最终推翻了政权(一年内，戴高乐就在公民投票中失去信任票而辞职)——同时，又防止了任何革命所避免不了的命运，它没有遭受到残酷而长期的镇压。法国从未从那个春天的事件中痊愈过来，这个国家抗拒任何突然出现的同化形式，五月风暴留下了一条更为漫长的痕迹：它的余烬却激起了过去半个世纪里西方最为重要的理论的出现，就好比说，五月风暴的政治性创举，在其它的方面受到了挫败，但是却在哲学中找到了最为重要的出口。1983年到1997年，Negri一直在巴黎流亡，这期间，他和 Félix Guattari 亲密合作，作为一个长期奋斗的活跃分子和思想家，“法国理论”对他的影响，尤其是 Foucault, Deleuze和Guattari的作品，可以强烈地在Negri2000年完成的《帝国》一书中感受到，此书是由Negri和Michael Hardt合写，在美国获得了好评。他的新作《陶瓷工作坊》，是关于政治中的语法的杂文。
今年是五月风暴的四十周年，关于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春天，以及这场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在今天依然受用），我和Negri－－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哲学家展开了一场讨论。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