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 PRINT 2008年5月

伟大的拒绝

1968年的五月风暴在巴黎自行爆发，但它并不是在单打独斗。纽约，加州的柏克莱，墨西哥城，柏林，里约热内卢，布达佩斯，华沙，布拉格，同样的运动也在这些地方一起上演着。在任何人知道“全球”这个词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第一场全球性的革命运动。这种同步性是令人吃惊的，尤其是就当时的科技发展而言：没有手机，互联网，没有24／7移动消息，甚至连传真机也没有。整个星球被分为两大对立阵营，断裂线弯弯曲曲地穿过世界地图。然而，五月风暴超越了每个界限，无论它代表什么。那些由于自由和民主而反对苏联“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人们，因此信奉了资本主义和美国流行文化；而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则拒绝狭隘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独裁主义，劳动剥削，信奉 “一种可能性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主义不久后就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全球性的五月革命狂潮，从一处到另一处，将成百万的人推上街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更好地理清它的起因，进行探讨。当时的学生们，正是从二战后的瓦砾堆中走出的第一代人，他们对为他们所创造的世界秩序产生了觉醒，认为在道德上必须要对此进行反对。

五月风暴标志着一种超越语言、民族和意识形态的感情的上升。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杂志 PRINT 2008年5月

一切尚未结束

Sylvère Lotringer: 早在1968五月风暴之前，情境主义者就已经有了起义的念头，这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产生了。1871年巴黎公社中，马克思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但二者的历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巴黎公社是对普鲁士入侵和凡尔赛政府叛变的反对。凡尔赛政府军包围了首都，饿死了社员, 最终也用枪射死了那些活下来的人。但是，在寂静的黑夜中，Henri Lefebvre和Guy Debord激烈讨论的，并不是这些悲惨的故事。他们试图想找出的，是推动巴黎公社并令其长久存在的狂欢驱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认为巴黎的五月运动是一场狂欢节。无论是冲进巴黎剧院，还是在拥堵在拉丁区, 起义者们经历的是革命的狂热和喜悦所带来的洗礼。与巴黎公社不同的是，五月风暴并没有被残酷地镇压粉碎。就如它的开始一样，之后就神奇地消散成云烟了。如Debord于1969年在他的文章里所说的那样，很难说它究竟是19世纪最后的一场诗意性的革命，还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如今，柏林墙已经倒塌了将近二十年，你认为“共产主义”再次成为了一种类似节日狂欢的语汇。你与Michael Hardt, Paolo Virno和其它人对多重性这一概念的阐述是朝向这方面研究的第一步。如Debord概括的那样，在五月风暴里，哪一点可以说明公社所激发出来的‘共性’这一方面呢？

Antonio Negri:

杂志 PRINT 2010年4月

秩序的召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很少有人能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那样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将语言学理论运用于人类学领域——如《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1949）、《忧郁的热带》（1949），以及《生食和熟食》（1964）——从而产生了结构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永久性地改变了艺术史、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21世纪头十年，他关于全球文化以及交往模式的思考更是举足轻重。列维斯特劳斯于去年10月以百岁高龄去世，我们邀请了艺术史家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人类学家麦克•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和文化理论家希尔维亚•罗廷格（SyLvère LoTringer）撰文，以追思他的人生及贡献。

托马斯•克劳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对于视觉艺术研究而言是最重要的法国理论模式。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即是如此，因为他的分析方式对于我的艺术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贯穿着我思想的方方面面。说到盎格鲁-美国艺术史的理论转型，就不得不提到“后结构主义”这个词。严格地说，这是列维-斯特劳斯用来研究史前时代的一个概念，但这个具有野蛮意味的词汇在法语中却找不到对应，不过倒是被其他人津津乐道：也许这个词最糟糕的影响就是，将结构主义人类学当成年轻艺术史家必须事先掌握的工具，结果列维-斯特劳斯本人被这个领域所忽略了，反而米歇尔•福柯、雅各•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成了艺术史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