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雷柏坐在巴黎玛黑区神殿街（rue du Temple）公寓的三楼。时间是1971年冬，他在巴黎的第四个年头。在他的第三个黑人情人——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教授慕德拒绝跟他一道飞往巴黎之后，他独自一人登上了飞机。去写作，当然。他的处女作《孤独》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儿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农场上的童年故事，他周围的成年人个个都是“活生生的噩梦，而且你永远没法从噩梦中醒来”——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书的勒口上是这么写的——新方向出版社发行的为数不多的几本书被退回后若干个月，这本小说才赢得了还算不错的口碑，但格罗夫出版社为他出的回忆录《心灵管理员的忏悔》（书里细数了他的广告生涯，他和艾茵·兰德的暧昧关系，以及那场谋杀）卖出了上百万本。所以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让-保罗进来了。他们互相亲吻，然后他看着这个年轻人打开购物袋。他脑子里还是以前那些想法，尽管那些算不上真正的想法，只是小时候他从收音机听来的一段话，词句涌入他的大脑，消除了一切自发情感的可能性，赶走了所有实际的想法，只剩一句话像电灯开关一样自动闪烁：这不是我美丽的家。这不是我漂亮的妻子。
马修·维纳在AMC有关六十年代曼哈顿一家广告公司的新剧《广告狂人》（2007年第一季时间设在1960年；今年第二季时间跳到1962年）是否会跟随故事主人公——创意总监唐·德雷柏走那么远仍然是个未知数。但我们不排除乔·汉姆饰演的角色有可能走这条路——或最终停在这个点上。不仅仅在于德雷柏周围时而闪现的另一种生活——弗兰克·奥哈拉的书（他在小餐馆看到旁边一个人在读，后来自己买了一本），下午偷偷溜去看的外国电影，斯特灵-库柏公司讨论会上迸发的创意火花。也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另一个人生——大萧条时期小狄克·惠特曼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农场上的悲惨生活，在朝鲜战场上和原唐·德雷柏中尉度过的奇怪的一天，当德雷柏在他身旁被炸得血肉模糊，惠特曼终于有机会永远抛掉自己以前的身份，变成一个新人，一个新的唐·德雷柏。重点也不在于对妇女，犹太人，黑人，电梯工等社会地位低于白种商人的群体的嘲笑，或者当他与这些人面对面时表现出的感同身受。他像个暴徒一样在办公室大步流星，但在剧院又像个逃避自我的流亡者一样躬身落座，这种自我认知也不在讨论范围内。相反，随着《广告狂人》剧情展开，我们逐渐意识到，使唐·德雷柏成为人物分身的其实是乔·汉姆的脸。这个人已经经历过一次神秘的美国生活。乔·汉姆饰演的唐·德雷柏可能符合读者对 《耸肩的阿特拉斯》（Atlas Shrugged）里钢铁大王汉克·瑞尔登（Hank Rearden）的想象，也可能让人想起布莱恩·费瑞（Bryan Ferry），但和他样子最相近的还是杰克·凯鲁亚克。
当唐·德雷柏努力跟进时代，为更好地了解新一代广告受众群体而仔细研读一名年轻广告人带过来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时，《在路上》已经在美国火起来了。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本1959年的重要著作之一都以一种骄傲自负的姿态否定了德雷柏所代表的一切。但如果看看德雷柏下巴的曲线、他黑色的头发、深色的眼睛和一天到头若有若无的胡须茬，你也可以从中找到凯鲁亚克本人的影子（他本来就是一个骗子，自我推销狂和身份商人）。
谁是唐·德雷柏，他是干什么的？如果这一戏剧性悬念要进行下去的话，《广告狂人》就必须制造属于自己的跌宕剧情。几乎每一集在你看第二遍或第三遍的时候都有新的细节和微妙之处浮现出来，但是重看《法律&秩序》（Law & Order，美剧名）我们仍然会感到紧张，而重看《广告狂人》却不会，剧中悬念完全淹没于夸张的时代造型，独特的风格和服装里。（“我特别喜欢琼·霍勒薇，”作家Michele Anna Jordan这样说起克里斯蒂娜·亨德里克斯扮演的办公室主管，“她没有参加Playtex的什么项目吧？她的内衣穿得完全不对，看得我都快疯掉了。但紧身褡很合身；扮相非常到位。还有几个角色内衣也没有穿对。”）斯特灵-库柏公司能否搞定这个客户或留住那个客户并不怎么扣人心弦，因为持续不断的广告活动没有被算在剧情结构之内，每一场危机化解之后总会有新的出现。年轻的客户经理（文森特·卡吉瑟饰）彼得·坎贝尔在两季大部分时间里都以一个没用的敲诈者形象示人，他厌恶女性，既不能为自己在办公室的存在找到合法理由，也无法在节目里找到立足根据。詹瑞·琼斯——唐·德雷柏的妻子贝蒂——开始看起来像安琪·迪金森（Angie Dickinson）和格蕾丝·凯莉（Grace Kelly）的混合体，现在正慢慢向塔斯黛·韦尔德（Tuesday Weld）方向靠拢。她是整个剧集里唯一能同时传达多种情感的人，但戏份永远不够。伊丽莎白·莫斯扮演的广告文案撰写员佩吉·奥尔森把衣着乏味，穷苦拮据，用野心抑制愤怒的形象发挥到了极致。约翰·斯莱特利和罗伯特·莫尔斯（分别饰演公司合伙人罗杰·斯特灵和伯崔汉姆·库柏）都是无趣的演员；饰演客户经理的马克·摩斯则长了一张呆板的脸。这些努力想要赢得老板垂青的文案撰写员和客户代表似乎要下更大功夫才能引起我们观众的注意。
《广告狂人》的一大前提是六十年代麦迪逊大街的世界本身就非常有趣，但这个前提站不住脚。《疯狂》杂志（Mad）——斯特灵-库柏的文案撰写员保罗·金斯（迈克尔·格拉迪斯饰）偷偷藏了一摞在办公室——1961年的一篇讽刺漫画《麦迪逊大街如何向世界兜售美国》一针见血地道出了问题本质：
俄罗人正在发动一场全面“反美”运动，拉拢更多国家站到他们那边。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该采取行动了！总体来看，要向世界推销美国，还有什么办法比请麦迪逊大街出马更好呢？他们可以用推销商品的手法推销“民主和自由”。
这样，“向喜力滋看齐”（ 啤酒广告：Move Up to Schlitz）就变成了“向平等看齐——向美国看齐”，再加上弗兰克·辛纳屈和肯尼迪一起把酒言欢的画面：
这就是美国民主！全世界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总统和一个来自新泽西霍博肯（Hoboken）的歌手肩并肩坐在一起，喝喝冰啤酒，聊聊旧日时光……清爽民主，您一试便知！
斯特灵-库柏不可能做得比这个更绝——除非推销的产品是唐·德雷柏自己。
“那是你唯一的创作行为，”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在《人性的污点》里如此描述他的主人公科尔曼·西尔克（有着黑人血统的科尔曼一直成功地假扮犹太人度过了一生）：“每天早上你醒来后就投入到你为自己制造的角色里。”这句话预示着解放，但另一句又投下阴影：“他让自己变成在云层中若隐若现的月亮”——不仅对他的妻子和老板如此，对他自己更是如此。“美国即将重新启动，”罗斯笔下的内森·朱克曼在《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里宣称。这是“我为第四十五届高中同学会起草但并没有发表的一次演讲”，这班1950年的毕业生所看到的美国是一个赢得大战，告别萧条期的美国：“历史的时钟重新设定，一整代人的目标不再受到过去限制”——一切皆有可能，包括投身伟大的时代剧，获得重生的途径不是一次普通的冒险，而是一个侦探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私人侦探也就是罪犯本人。战后空气里弥漫着诸如此类的情绪：自由人过着流亡者的生活，历史的大门敞开，让人们有机会彻底逃离历史——因为除去其他线索，《广告狂人》就重述了另一个隐姓埋名，置换人生的故事。1960年，“伪装大师”Ferdinand Demara把他的故事卖给了《生活》杂志：最初他借用军队里一个朋友的名字，后来便开始了一系列冒名顶替的生活。他的足迹遍布美国甚至更远，他用假名找工作，赢得周围人的尊重。他曾经尝试过的职业包括：工程师，僧侣，监狱长，心理学家，律师，编辑，医学研究者，教师等等。其中最让人拍案叫绝，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曾作为加拿大皇家海军随军外科医生奔赴朝鲜战场救死扶伤。Demara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消失，每一个新身份都是对旧生活的否定，最后他不仅删掉了自己，也清除了他曾经到达并离开的每一个地方。我们一路跟随唐·德雷柏，看他怎样在一个固定的时空扮演另一个人；这样的情节安排更激烈，清除完成得更彻底。1962年，美国航空公司发生了一次恶性坠机事件，为了重塑公司形象，美国航空想换掉原来的广告代理。在斯特灵-库柏为之召开的讨论会上，德雷柏很奇怪地说了一句：“没有所谓美国历史这种东西，有的只是边界。”1960年，斯特灵-库柏接手尼克松竞选宣传工作，试图帮尼克松找到除了一脸严肃在小黑屋里谈政策以外的新元素，击败枯燥乏味但势不可挡的肯尼迪广告阵营。“肯尼迪？新贵一个，”德雷柏说，“新移民花钱进哈佛就成了优良血统？尼克松白手起家，是加州的亚伯拉罕·林肯，自力更生的一个人。肯尼迪衔着银汤勺长大。在尼克松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影子”——大家也知道，他看到的是未来。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当总统，何不选个无名小卒？
所以他倾心于瑞秋·梅肯，“大型犹太百货商场——梅肯百货的总经理”（《广告狂人》网站上是这么写的，没有指明“犹太百货商场”究竟是犹太人所有？还是以犹太人为主要客户或者销售犹太人制造的商品？）德雷柏几乎患有出轨强迫症，但碰到高个子、黑头发的瑞秋（玛吉·希福饰）——一个举手投足间透露出“危险勿进”的警告的女人——之后，他似乎并不那么想表现自己的存在了，相反倒让人觉得他是在努力证明自己现在过的这种生活从未存在过。
他引诱瑞秋不是为了跟她上床，而是因为想和她说话。她是那么不一样，那么陌生（当他接手以色列旅游部广告代理时曾向瑞秋征询意见，她的回答是：“纽约市你就认识我一个犹太人么？”），让人想到所有不可能，所有禁忌——他可以想象，她不能说的也就是他不能做的。“你真的想要吗？”他问她。“是的，我想，”她回答得像个从大人手上接过冰淇凌的小孩儿，仿佛这一切是她不应得到的。
下一个场景，两人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起；奇怪的是，这个无论何时进出房间都要点烟的人竟然拒绝了她递过来的香烟。“你跟我说过你妈妈死于难产，”他说。“我妈妈也是。她是个妓女。我不知道我父亲给了她多少钱。但她死后，他们把我带给我父亲和他妻子。我十岁那年，他死了。他喝醉了，被马踢中了脸。她埋葬了父亲之后就改嫁了”——他停了一会儿，吸了一口看不见的香烟——“把我带大的就是这两个”——他又从虚空中吸了一口气——“伤心人。”“伤心人”这个古老的委婉语本来是指“贫穷、一文不值的人”，在这里却成了委婉语的反面，一下为这场戏打开了局面。你几乎可以看到他如何试图扼杀过去，努力让自己不被从前的日子拖回去。
接下来的一集回溯了这个场景。当时，瑞秋正在和她的姐姐芭芭拉·凯兹吃午饭。“你是不是在跟那个异教徒（非犹太教徒）约会？”优雅端庄的瑞贝卡·克里斯考夫（芭芭拉的扮演者）问。“约过几次，”瑞秋回答。“我告诉过你，”芭芭拉说，“即使那样（对方是异教徒）也无法阻止我（爱上他）。”“如果他已经结婚了呢？”“我的老天。上帝啊！”“我一直在想，”瑞秋接着说，完全不提已经跟他睡过了这事儿。“我们在一起感觉很自然。我觉得跟他很亲密。”“我只知道从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芭芭拉说——这一段非常有力，因为你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她的天真。“不可抗拒的魔力，然后开始讨论他要离开他的妻子，但他却没有。我看过一部电影，男的让这女的怀了孕，结果他杀了她。你不想变成那个女人吧。”这一刻真的很恐怖；芭芭拉突然从日场电影跳回现实生活，让人突然意识到我们完全不知道唐·德雷柏会干出什么事来挽救自己的生活，或结束它。
两年后，他在一家餐馆和瑞秋以及另一个男人偶遇。“德雷柏先生，”她说。“梅肯小姐。”“实际上，你该叫我凯兹女士，”她回答，一边介绍身边那位相貌平平的提尔顿·凯兹先生就是自己的丈夫。没多久，我们看到德雷柏跟罗杰·斯特灵和文案撰写员弗雷迪·罗姆森站在一起，三人试图靠耍嘴皮子挤进一家赌场。他们不想告诉挡路的电梯工自己的真实姓名。“我叫迪克·美元（Dick Dollars）”斯特灵喝多了，一边大笑一边说，“这位是麦克·钱袋（Mike Moneybags），这一位呢”他转向德雷柏——“提尔顿·凯兹”德雷柏回答，帽檐下露出他隐约的微笑。门关上，这个名字在空气中挥之不去，德雷柏绕过它，走进电梯；其它门打开了。那一刻，你可以感到一个陷阱正他脚下张开，并将带他跌入遗忘；你可以断定，这个人物真的能书写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方法很简单：只需穿越光阴，找到那个能够让他回首往事的节点。
Greil Marcus是Artforum的特约编辑。
文／ Greil Marcus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