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前景：理查德·巴克明斯特·富勒留下来的财富

前言
理查德·巴克明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自称“富有远见的全能设计科学家”，他的目光总是坚定地放在未来——如今，距离他去世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们身处的现在就是他眼里的未来。我们的现在，正如建筑史学家Sean Keller在他对富勒职业生涯的回顾中写道的，跟富勒原来的设想并不完全一样，但在这样一个油价飞涨，全球变暖趋势加剧，地缘政治形势紧张的今天，他的预言——如果不说他的所有设计方案——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机敏。发明家，建筑师，工程师，生态学家——富勒的多重身份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巨大的遗产。在富勒回顾展正在进行之际，本期的Artforum将为您细述他的生平和成就。除Kelly的文章以外，建筑师Thom Mayne，艺术家Fritz Haeg以及建筑批评家Michael Wang, Kevin Pratt, Helene FurjÁn分别就富勒对建筑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影响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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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出门很少走海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和巴克明斯特·富勒的世界隔着那么一段特定的距离。因为，尽管富勒一生一直在不断预测未来，而且经常预测得很准；尽管按年代顺序算，我们如今身处的这个时代就是他眼里的未来，但是今天我们的生活既不同于富勒当时的世界，也不是他想象中的任何一个未来。航海，富勒持久又多产的创造生涯里最关键的参照物，已经退出我们的共同体验。飞机取代了轮船。虽然富勒也经常飞行，可谓开当时之先河，但在如今这种无聊又烦人的二流空中旅行里他是绝不可能找到任何灵感的。富勒在海上航行中看到了一个牢固可靠、秩序井然的技术之神，这个万能的神可以带着人类穿越原始自然和原始资本主义的混乱，但今天我们在空中航行上能够享用的只有除冰的无聊麻烦以及一品脱的旅行用化妆包。

鉴于富勒常常给人一种引导了二十世纪本身流向（或者至少是二十世纪比较乐观的美国版本）的印象，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成为一项重要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我们与那个迅速远去的时代之间的区隔。K. Michael Hays 和Dana Miller策划的这场迷人的展览“巴克明斯特·富勒：从宇宙开始”于今年夏天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开幕，并将在明年三月巡展至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这场展览为我们提供了自富勒去世以来评价其人其时的最好机会。画册内容颇具深度，再加上一次研讨会和Lars Müller出版社重印的三本富勒文集，惠特尼博物馆的这次展览充分证明我们今天需要对富勒其人进行思考。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此人？

富勒出生于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庭，身体强壮，但天生视力极差，姑婆玛格丽特是个超验主义者。曾两次被赶出哈佛校门的富勒似乎在海上找到了自我。他是一个终生献给航海的水手，曾做过海军指挥官和无线电报员。富勒家族在距离缅因州海岸不远处的汉克印第安海湾拥有一座小岛，他的永久居所就在岛上。他后来开始相信，数学、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出自海员或者他所谓的“伟大的海盗”之手。所有新观念都来自海上的“不法区域”，那里远离陆地社会压抑人性的各种习俗。然而，如果说伟大的海盗代表了自由的思想和行动，在富勒看来，这些强盗中间也存在纪律和荣誉。北佬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将轮船视为载满贪婪、欲望、喜剧、迷信和傲慢的滚桶，富勒在船上看到的却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社会，每个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明确而且必要——技术纪律主导下的自足体系。

离开海军后，他曾一度迷失自我。1919年，富勒随同阿尔伯特·格里夫斯司令到巴黎签署《凡尔赛条约》，回国后从海军退役，进入了他人生中唯一的黑暗期。三岁的女儿死于小儿麻痹症；试图闯入商界的努力失败；他开始酗酒，甚至想过自杀。在写给退伍海军军官文森特·阿斯特（Vincent Astor）的一封言辞谄媚的信里，富勒通篇都在谈自己有多讨厌“商界混乱无序、纷繁芜杂的细枝末节……那些又凶又蠢的封建领导”以及“长篇累牍的废话……那么多废话只为掩盖一个事实：与海军的纪律和效率相比，商界简直毫无秩序可言。”但1927年，富勒站在密歇根湖湖边，突然脑子里灵光一闪，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拯救了他整个人生：他绝不会让自己被陆地居民非理性的传统习惯打垮，相反，他将致力于按海上生活的样子重塑陆地生活。

富勒下定决心后，接下来的五十年内，各种设计、实验、讲座、文字和无休无止的活动便从未间断过。首先，他对陆地生活最重要的图腾——房屋进行了颠覆性的改造。富勒读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迈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 1923）的英译本后深受启发，画出了一系列可爱而稚嫩的草图，把地球描绘成一个“海洋世界城”，外面包裹着一层“空气海洋”，飞机和飞艇逡巡其中。在这片大气之海中伫立的是一座座新型住宅建筑，这种建筑集灯塔、电力塔、飞艇塔和高桅帆船桅楼的特点于一身。1928年四月，富勒已经基本完成了这种新型单户住宅的设计，并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不久，他将这种建筑冠以“戴马克松房屋”（ Dymaxion House）的名称进行推广。Daymaxion由“活动”（dynamic）、“高效”（ maximum）和“离子”（ ion）三个词拼接而成，是1929年广告人Waldo Warren为富勒房屋在芝加哥马歇尔· 菲尔德百货商场的展览创造的名字。“戴马克松房屋”参加了很多展览，得到媒体的大量报道（尽管有时是作为嘲笑对象），富勒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这种新生建筑是对传统房屋所有特征的彻底颠覆。它的地板是六边形的，悬挂在张拉索（tensioned cable）组成的网格上，由一中央动力柱支撑。在较早的版本里，地板不是实心的，而是充气式的人造革薄膜。包围房屋主体的也不是墙壁，而是张力更大的张拉索网格，网格表面覆盖绝缘的双层透明材料。浴室、厨房、通讯设备所需能量都将通过标准插口由中央动力柱统一供应。整个房屋能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并通过空运或陆路投放世界各地使用，组装起来也非常快捷（过去所谓的“建造”一词将不再适用）。建筑师也不再以单独的个体作为目标客户，而慢慢转向类似工业设计师一样的角色，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将大大提高建筑师本人的影响力。

富勒推出戴马克松房屋的同时，勒·柯布西耶正在完成他早期建筑生涯的巅峰之作——巴黎近郊普瓦希的萨伏瓦别墅(Villa Savoye)。而在这两座建筑之间，横亘着二十世纪建筑最重要的断层线。1960年，雷纳尔·班汉姆（Reyner Banham）完成了他的著名论文《第一机器时代的理论与设计》（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这篇论文与其说是在导师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的指导下完成，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班汉姆对恩师理论的一种反对。他在文中这样描述富勒与柯布西耶之间的对立：勒·柯布西耶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前卫形式主义，将技术进步融入西方建筑的历史躯壳，并通过建筑形式的转换象征性地对这些进步做出解读；而富勒与此相反，他大胆地直接运用新技术，抛弃了所有历史或形式的既成概念，因此也就能毫不畏惧地迈入超越建筑本身局限的全新领域。
对班汉姆及其六十年代的追随者来说，这一对立的政治意味也非常清楚：勒·柯布西耶代表了自我公开的“秩序回归”，而富勒探寻的则是如何彻底改造社会，以更好地维护个人自由。所以，尽管勒·柯布西耶的萨伏瓦别墅也是对传统房屋的彻底颠覆，但那是一种从建筑内部进行的颠覆，其目的显然是避免在建筑领域以外发生更广泛的文化革命。对于勒·柯布西耶著名的最后通牒“建筑或革命”（Architecture or Revolution），富勒的选择似乎是后者；但他背后滴答作响的技术之神又让这一激进目标的配价显得模糊不清：尽管富勒支持权力分散（身体的、职业的、政治的），但他寻求的仍然是一种“秩序回归”，只不过实现途径是技术而非形式。

勒·柯布西耶也很喜欢船。他在建筑实践中多次利用船做模型，从萨伏瓦别墅延长的跳板和水平孔径，到战后马赛公寓大楼的混凝土陆上航船均是如此。但富勒是用一名船长或无线电报员的眼光看待船，船在他的眼里是一种用来完成任务的设备；而勒·柯布西耶则是站在乘客角度理解船，船在他的眼里是一种环境，一系列形式，一种生活方式。班汉姆及其六十年代的追随者认为富勒对航海技术有真正深入的了解，而勒·柯布西耶——曾经的画家——的解读则仅仅流于表面。然而，富勒后期作品里的那种几近荒唐的过度理性主义充分证明了班汉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的判断是错误的。建筑师要做的远不止单纯地“与技术同步”，既然房屋的功能更像船舱而非机房，勒·柯布西耶“流于表面”的理解可能比富勒的“深入”洞见更富启发性。庆幸的是，目前陆上生活还不需要海上航行的技术准则。

继戴马克松房屋之后，富勒于1933年又推出了戴马克松汽车——实质上是一艘陆上驾驶的船。这种车一共三个车轮，两轮在前，一轮在后，控制方向的就是后面这个单独的“舵”轮，引擎后置，后视镜也被做成潜望镜的样子。虽然富勒一如既往地对这种新式汽车的技术优越性大加赞赏，但是把水上交通工具的概念搬到陆地从根本上说是行不通的，所以最后也只有三辆概念车正式出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对预制装配式房屋的兴趣与日俱增，富勒借此机会开发了两种新模型：1941年的“戴马克松部署单元”（Dymaxion Deployment Unit）——一种改装的金属粮仓——以及四年后的精简版“戴马克松住宅机器”（ Dymaxion Dwelling Machine，也叫威奇塔屋）。后者本来计划放到比奇飞机制造公司的一家经过改造的工厂生产，但金属材质的房屋销路一直不好。和其他战后房屋建造实验一样，富勒的成果也很快被人们遗忘。（最后，还是列维特公司把流水线作业原则延伸运用到建筑工地本身的做法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成功地在美国大规模复制房屋——以及郊区失常现象。）

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在二战结束后都走上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富勒也不例外。尽管制造预制装配式房屋的实验暂告一段落，一项规模更大的新工作展现在他面前，而且这项工作将占据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和所有深爱航海事业的海员一样，富勒一直对地图和航海路线图非常感兴趣；经过战争的洗礼，加上担任《财富》杂志技术顾问的经历，富勒开始了一项全新的努力：“全面”描绘并展现这个世界。作为这种图形表现方式的基础，富勒开发了一种新颖的制图投影系统，也被人称为“戴马克松地图”（Dymaxion Map）。该系统把球面地势转换成一系列平面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几何元素。所有地图在绘制的时候都需要对原来的地形做一定扭曲，但富勒通过将地形图投射到若干几何元素而非单个的矩形平面上，有效地控制了绘制时产生的扭曲，使地图上陆地的大小能够与现实保持较为准确的比例。因为这些几何元素可以重新排列，我们也就能用无数种不同方式“剥开”地球。1943年，《生活》杂志（Life）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解释的：“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中心，同时图像分拆的方式还会间接显示出影响该国战略和野心的地理考量。”为了证明这个论点，随刊插页还展示了戴马克松地图的几种重组方法，分别叫做“北极布局图”、“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另外还有一幅图专门用来说明希特勒为欧亚腹地设想的“心脏地带”概念。显然，险滩恶水还在前面呢。

网格球顶——富勒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将戴马克松地图直接发展成为结构体系的产物。后来，富勒的形象与网格球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64年，《时代》周刊封面干脆把富勒的脸做成了网格球顶结构。（1985年，C60分子被发现后，因为构造酷似网格球顶，甚至被命名为“富勒烯”。）四十年代末，推广威奇塔屋的尝试失败后，富勒花了几年时间做纯粹的几何学研究，最终开发出了戴马克松地图。这一时期，富勒与约翰·凯奇、莫斯·康宁汉（Merce Cunningham）、阿尔伯斯夫妇（Josef and Anni Albers）一起在北卡罗莱纳州的黑山学院（Black Mountain College）任教。这项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网格状的球体和穹顶（半球）：顶点覆盖球体大圆的多面体。尽管看上去很规则，几乎连最简单的网格球面都是由不同长度的几何元素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方式结合而成的，所有三角形表面之间都有细微的差异。所以，虽然图像意味很重，但网格球顶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形状，它是一种策略，一种对球面进行三角测量的方法。

在推出一系列规模稍小的模型后，1950年十二月，富勒监督建造了他的首座大型网格球顶建筑。（实际上，富勒并不是第一个建造网格球顶的人——早在1923年，德国工程师Walther Bauersfeld就为蔡司公司在德国耶拿修建了一座同样结构的天文馆。）事实证明，网格结构非常牢固而且轻便。通过在一些非常规建筑中推广网格球顶，富勒最终取得了技术和财政上的成功。这些建筑包括：火车维修用的棚屋，直升飞机的便携式停放棚（轻便到可以被直升飞机带着走），北极圈远距预警防线的雷达站，以及展览空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967年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上的美国馆。该馆是富勒和Shoji Sadao为美国新闻署设计的一座直径为250英尺的四分之三球形建筑，外表面覆盖着一层透明的亚克力板。再加上一段单轨铁路以及馆内层次丰富的展览（展览内容包括手工艺品、太空舱、当代艺术和好莱坞偶像），这座建筑绝对代表了美国世纪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
然而，富勒的初衷并不是为冷战宣传机器加油，而是要将其超越。自戴马克松地图之后，他一直在努力开发一种记录全球资源和需求的新式“地图”。他和一群英美学生以及艺术家约翰·麦克海尔（John McHale）一起尝试制作了很多不同的“地球观测仪”或“微型地球”：电脑控制的小灯泡覆盖着网格球体，可以展示地理数据并对全球各种发展潮流做出动态模拟。富勒和麦克海尔对1967年世博会的最初构想是建造一个巨大的地球观测仪，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互动模拟设备，他们将其称作“世界游戏”（显然是在反驳那些年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战争游戏阴影）。富勒想出了这么一个绝妙的主意：一个直径100英尺的活动显示地球仪，作为戴马克松地图策略的延续，该地球仪可以周期性地变成一个二十面体，然后在馆内地板上展开成为世界游戏的一张平面棋盘。“游戏的目标，”富勒解释说，“就是寻找一种方法，让人类家庭每个成员都可以完整地享有地球，同时不必互相干扰或欺压。”富勒曾经在他位于伊利诺斯州卡本岱尔的基地收集了大量有关世界资源的资料。场馆下面的电脑会根据这个综合数据库控制模拟设备运作。先不管这个想法是否切实可行，它首先就不是赞助机构想要的东西，结果原计划被一砍再砍，最后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网格球面外壳——其结构上的大胆创新充分体现了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讽刺的是，戴马克松地图最终还是出现在美国馆内，但是在贾斯珀·琼斯的画上[贾氏的地图画系列之一，原型是巴克明斯特·富勒的戴马克松空中海洋世界]，1967–71。）

虽然在政治上，世博会网格穹顶的目标是打败苏联馆，但从形式上看，它的竞争对手是Frei Otto和Rolf Gutbrod为西德设计的不规则悬挂式建筑。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富勒的设计之所以能成为标志性建筑，并不是因为其核心内容与爱国宣传工作有紧密联系，而是因为网格穹顶的形式表现出了一种外太空式的清晰度。这一点在那些圆锥形的再入航天器（reentry vehicles）及其球形降落伞上再次得到回应，也是美国赢得太空竞赛的有力武器。富勒和Sadao在“浮云结构计划”（九号云）中设想的球形空中城市已经暴露出网格逻辑中存在荒诞而恐怖的局限性。两人在1960年左右提出了该设想，其本质说穿了就是地球上的小型宇宙飞船。同时，网格球顶的高度抽象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时间效果：它几乎独立于整个建筑史之外，既没有参照任何过去的形式，由于其严格的几何构造，也无法接受未来任何形式上的发展。这种孤立不仅为网格穹顶罩上了一层乌托邦色彩，更去除了它内部的时间性——科幻故事人物的核心特质之一（尽管科幻小说表面上是关于未来的故事，但那是一个没有任何未来可言的未来，一种独立于历史以外的状态）。

脱离了建筑史的网格球顶是六十年代惊涛骇浪里漂流的一个能指（它的多重含义在Felicity Scott的新书《建筑或技术乌托邦》[2007]里得到了深入描述）。融入家庭生活的小型球顶尤其如此。1960年，富勒在卡本岱尔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圆顶屋”，室内陈设非常谨慎：五十年代的家具，扎实的老式设计品，和一系列“原始”雕像——没有一体化浴室，也没有充气家具，一切都保持了传统新英格兰家族克制低调、讲求实际的良好品味。五年后，穹顶成了科罗拉多州“空降城”（ Drop City）的首选建筑形式；很快——主要通过《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ue）和其他另类杂志——网格球顶变成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反主流文化的象征。许多人认为，这种便宜又结实的球顶抛弃了“方形” [1]（按字面意思理解）结构，鼓励并反映了那些主流以外的世界观。

接着，球顶开始漏水了。这种网格状几何结构从测绘工具到实际住宅的转化充分证明：作为一名设计师，富勒是失败的。网格穹顶用来围住一定体积的空间也许非常高效而且稳固，但建造起来却很费事，形状各不相同的组件排列一定要非常精确。另外，它还忽略了设计建筑物时必须注意的几大基本因素：重力、天气和人体的需要。尽管富勒一再鼓吹穹顶的高效能，但实际上，人们很快就开始抱怨里面的空间没法用，入口很奇怪，缝合处漏水等问题（精准可不是那些循世者们看重的品质）。没多久，就连早期的支持者都开始批评球顶结构。富勒欣赏制造精良的航船，但网格球顶与此不同，它是完全抽象的，似乎专为没有重量的空白空间而设计。以制图学里纯粹的几何问题为出发点而研发的球顶结构丢掉了富勒在戴马克松房屋时期的人本感。

然而，富勒与反主流文化圈之间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被人们认为是当时最诡异的联盟之一。六十年代，高科技“巴克叔叔”和嬉皮小孩儿结盟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类似父子关系的人性本能。总是处于圈外的富勒为世间万物提供了一套绵延不绝的理论，保证所有这一切——资本主义晚期的整个后工业化世界——都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且我们一旦理解它以后，就可以对其进行改造。虽然富勒想把世界变成一艘纪律严明，全面技术化的远洋轮船，但非主流文化圈对他理论的兴趣却丝毫不减（或者也许他们的技术-政治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反主流：《全球概览》的很多作者和编辑后来都成了《连线》杂志的创刊人马）。

尽管以上主张观点明确，我们仍然必须认识到富勒思想的局限性。富勒把地球比作太空飞船，让人怀疑他本人是不是就是从外来空来的，因为他居然不知道地球上大多数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测绘问题，而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可参考近年来美国的能源政策）。在比喻上捉襟见肘的富勒承认“我们的地球号太空船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两个副驾驶的操纵杆分别由俄美两国控制，法国掌握着右舷引擎，中国控制着左舷引擎，联合国负责乘客舱。”听上去像个自由市场主义者说的话。而在富勒提出的解决方案里，技术的分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政治的分量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书的结论部分来得令人猝不及防：“你们可能很自然想问我，我们如何才能打破对立政治家和意识形态导致的危险僵局？我的回答是，电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任何政治家或政治体系都不可能轻易向他们的对手或反对者低头，但所有政治家都能够而且将会满心热情地向电脑的安全控制能力投降，电脑将为人类带来一次幸福愉快的着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核毁灭的威胁，这种政治上的幼稚言论如果不是因为极端危险，将会显得非常可笑。

二十世纪中叶，除了把所有大事记录到他名为“戴马克松年表文件”的剪贴簿上，富勒带着他的新式地图和表格，到处去做巡回演讲。他认为自己代表了一种新型人类，即世界公民，类似于今天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到处乱跑的管理顾问，“明星建筑师”和艺术博览会上赶场的人，只不过他的精力更充沛：
我开始离开停在机场的车——再也没有或者很少回到里面。新的生活模式要求我在需要的时候到机场租借新的车……我往来于南北半球之间，在世界各地旅行，正常的春夏秋冬和白天黑夜对我来说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我一会儿停留在背离太阳的一面，一会儿又到了阳光普照的地方，我环球旅行的频率越来越高。我随身带三只表，一只显示我“家”办公室的时间，以便我往家里打长途电话。一只显示我下一站目的地的时间，还有一只显示我目前碰巧所在地点的时间。

富勒接受过海军专业训练，相信“总有一种根本的秩序在起作用”。似乎正是这些因素使他在如此境况下还能保持正确的航向。但到他晚年的时候，也就是六七十年代，这种机械化技术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看上去不是自然像一座精确的钟表装置，而是技术像自然一样遍布各处，难以觉察而且不可预测。富勒也许很有远见，但他用的是二十世纪初的眼光。他无法预料到，他所顶礼膜拜的技术可以膨胀到把我们包裹其中，变成我们生活的环境而不是搭乘的船只。在这个膨胀的技术海洋上，我们只能冲浪，不能航行，同时希望着下一个大浪打来之前我们还能找着点儿方向。

译注[1]：square基本义是“方形”，口语里也有“呆板守旧”的意思。

Sean Keller 是伊利诺理工大学的一名副教授。

文／ Sean Keller

译／ 杜可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