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上去了无生气的北京，在2008年却散发出了新的光彩。那布满钢筋水泥的地带在奥运粉刷工程的魔力下，洋溢出一派活力四射的气息。除了改善市容和资金流动外，时间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财富。跟随着奥运的脚步，北京有着足够充分的时间，以缓慢而开阔的步伐向前迈进，这番盛事带动的热情，似乎久久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没有散去。今夏这场国际大亮相后，我们依然可以在此感受到一种特殊的节奏和空间体验。时间已过去了很久，中国式“长时段”的物质残余依然在空气中徘徊。当一座城市连空气中都负载着历史性的机遇时，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番浓厚的乐观主义，甚至也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这种情势下，又如何去创造意义、找寻意义呢？
看看798艺术区，也许就会找到答案。沿着艺术区翻新的道路前行，人行道上摆放着修建得毫无瑕疵的花朵，沿途则是众多的画廊，咖啡厅，广告公司和商店的标示。展览的海报似乎赛着伴儿地相互模仿，色调和形状几乎无异。即使旁边墙上那歪歪斜斜的涂鸦也传递出受政府支持的信息：“为中国加油！”这串无害的涂鸦诠释了焕然一新的798如今的身份所在 ——这里恰是小资们的绝佳去处。
实际上，最开始，798是一片废弃的厂区，汇聚着一些独立的艺术家和画廊。2001年，艺术家将这座毛时代的军工厂加以利用，改造成工作室，规模逐渐扩大。三年后，在面临拆迁和重新规划时，艺术家竭力争取将这片另类区域成为一个受保护的文化之地。2006年，这里被确认，将免予重新规划。2007年，政府将厂区冠以艺术产业基地的名号；到了今年，这里拥有了将近200家画廊和休闲场所，被列为与故宫和长城同类的国家旅游景点。
这种情况在中国艺术界时有发生，人们必须对自己所期望的一切有所警惕才是。暴发户般的艺术家和画廊家，极力说服政府将798保留下来，结果呢，政府不仅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同时也控制了他们所从事的项目。如果艺术能创造财富，提高税收，推动旅游业，提高某一区域的形象，对政府而言，何乐而不为呢？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们，一批批在798门口下车，涌入厂区，在这里，他们可以在精品店买到小饰品，在新开的2万2千平方英尺的佩斯北京欣赏到价值好几百万的画作。当代艺术俨然已成为这个城市高速发展的见证者—-喧嚣之中，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和国际的奢侈名店坐落于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之上，青龙干冰竹器充斥其中。
随着798的繁华，去年当代艺术界也获得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接纳与鼓励。飞速发展的经济令政府接纳了这块新兴的摇钱树般的市场，金钱利益是动因之一；同时还得归功于奥运会和其所产生的政治冲力，2008年，权威机构对当代艺术的接纳，也是提高其国际声誉的一项政治权宜之计。这一年，中国美术馆开始了一系列的当代艺术展，其中包括《格哈德•里希特艺术展（1963-2007）》，大型国际新媒体展《合成时代：2008媒体中国》，起始于纽约索罗门R.古根海姆的蔡国强的回顾展《我想要相信》，《瑞银集团当代艺术收藏展》，从60年代到当今的国际艺术家都有参加。官方文化延伸的另一标志是两家政府资助的博物馆即将建立：一座是国家体育馆鸟巢附近的面积80万英尺的中国美术馆新馆，一座是一号地国际艺术区的70万英尺的艺术馆，项目由向来行事谨慎的文化部所支持。事实上，今年个体艺术经纪人和全球资本的涌入，也预示了这些计划的成型，这番现象的缩影体现在东方与西方奇特的“遭遇”上，8月份佩斯北京的开幕展中，张晓刚与杰夫•昆斯搭对，王广义遭遇的是沃霍尔，刘韡对应的是巴斯奎特。
这番国际主义也得到了踊跃的文化回归和回应：这股新生的活力和官方机构所给予的支持，海外艺术家也看在了眼里。就好像天边吹响一声号角一样，2008年，旅居在海外的优秀的中国艺术家，齐齐响应，要么回国，要么在这里举行重头展览。蔡国强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回顾展是艺术家80年代东渡日本后，回国举行的首场大型展。黄永砯则在尤伦斯举行了回顾展《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这场2005年由沃克艺术中心组织的展览，也是艺术家80年代末离开中国后，首次在中国举行的个展。像黄一样，王度也是在80年代末去了巴黎，今年回国后，在两家画廊举行了两场具有纪念性的装置展：阿拉里奥的《“2008/8002” 梦游现实主义》和唐人当代艺术中心的《国际快餐》，同时，还参与运作了UCCA的新生艺术家项目。自1990年就居住在美国的徐冰，被邀请回京，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的副院长一职，据说这是这家国内最重要的艺术学院的最重要的一职。这种完美与却又反常的现象，呼应的不就是复兴民族的高昂热情么？奥运会呢，它当然承载着一番在近代史上创造最大辉煌的热望，张艺谋与蔡国强打造的、上千名演职员参加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被世界上30多亿的人们所观看。
可是为什么，如此迅猛积极的态势，却让人感到如此得不确定呢？看到新生的大型展和里程碑意义的装置，人们却不禁怀念起思想相互亲密碰撞的这种氛围来。
如果很多艺术家在这种持续压力下竭尽全力的话，则恰好体现了其艺术作品和它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语境的直接联系，而在北京，还有一些艺术家似乎对周遭汹涌起伏的热闹无动于衷。显著性和明了性意义的缺乏——从所处语境中顽固地脱离出来，就标志着从直接的交流，和谐的一致以及浩大的普遍性中毫不犹疑的抽身而出。
比如朱昱，则有意去探讨交流的误解和不可辨识的符号，而非普遍的一致性。闭关近乎半年后，他奉献了一些用Photoshop合成的拼贴画《为联合国的192个成员国所作的192个方案》。这些作品体现了装置和行为的荒谬暗示，几乎不是以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和实践性的经验为基础的。无论是为女性斗争反对者们在法国开设一家“处女诊所”的提议，还是为一个自然纪录片在澳大利亚喷绘像熊猫一样的考拉也好，作品的误读性巧妙地忽略了固定的国家和民族身份。同样，刘韡也创作了录像《谈话》（2008）， 艺术家采访了不同文化领域的人们，然后将问题和答案混合搭对，形成新的叙述语，与艺术家或采访者所持的任何观点无关。这种交锋产生出一种交替性的公共领域，它不是由直接的谈话而是由机能性的障碍交流所限制。在《牙签》（2007）中，赵赵，这位80后最值得关注的艺术家之一，偷偷从艾未未的装置《碎片》（2005）中，片下一些木片，做成了一组牙签。从无用到有用再返回，赵赵不恭地将艺术品和牙具的功能相混。
这种对无意义和无效性的介入，与国家目前所号召的重任是不符的。邓小平曾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如今，“抓耗子”意味着挣大钱而不是搅大局。而中国政府现在也发觉，当代艺术家确实能带来金钱效应。但是，随着经济大潮的减缓消退，最终，支撑北京艺术界的力量靠的则是敏锐思想的长期传播。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