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去了一家“当刚果遇到西方”的酒吧/餐厅/夜店。几个星期后，我又去了一家“当西方遇到刚果”的酒吧/餐厅/夜店。两家店都位于东伦敦的一条小街（7 Torrens Street）上，所以你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地方。但去年十一月卡斯腾•郝勒（Carsten Höller）在Prada基金会赞助下创办的双重俱乐部（Double Club，今年年底就会关闭）如此强调矛盾和双重复制，以致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同一性变得越来越淡薄。在酒吧入口，你就得决定到底进入哪一“片区”——放着颜色明亮的塑料椅和木质吧台的“非洲”区（Bellou Luvuadio Bengo设计）还是装点了大量霓虹灯和金属台的“欧洲”区（Reed Kram和Clemens Weisshaar设计）。实际上，整个空间都像切蛋糕一样被分成了若干块：从地板上划分的楔形区域可以看得很明白。这一几何图形也出现在旁边餐厅挂的瑞典传奇现代派艺术家奥列•拜特林（Olle Bærtling）的油画上。拜特林在《开放形式宣言序》（Prologue to a Manifesto of Open Form , 1971）中曾说，他希望自己的画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一轮红日，一个传播诗意讯息的力量中心”，以“释放无限”。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他的作品最终完成的释放：为这家自由“浪荡子”聚集的时尚夜店提供蓝图设计。在人多的晚上，你可能撞见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而布莱恩•费瑞（Bryan Ferry）和他的随从正悄无声息地从角落走过。
那么，双重俱乐部到底是什么——是努力延续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食物”风格的反文化艺术家餐厅，还是试图重现纽约传奇俱乐部“Studio 54”昔日辉煌的创意人聚集点，或者是向刚果纨绔子弟和音乐人的一次致敬？在如今这种就地重新审视文化支柱远比参加诸如艺术品拍卖会一类过时活动更有吸引力的经济形势下，也许它什么都是，甚至包含更多内容：任何熟悉郝勒作品的人都会认出其中一些标志性元素，比如俄国乌托邦建筑师耶奥伊•克鲁季克夫（Georgi Krutikov）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设计的飞行城的巨幅壁画，以及艺术家长期以来重视他者性多于关注身份的态度（这点也许更重要）。郝勒从来就不喜欢和解或综合：他的作品经常让观众直面周围环境与自身中那些无法简化的差异与多重性。但不能说双重俱乐部创造的是一种混合了非洲和西方文化元素的，统一的跨界表述。严格的几何布局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有元素都是彼此分开的。它们并没有融为一体，而是作为不同区域单纯地并列在一起（也暗示着各种历史冲突）。举例来说，餐厅提供刚果菜，也提供标准的西餐，最后上菜究竟是放到非洲风格的桌布上，还是欧洲设计师设计的餐桌上，完全取决于你所在的片区墙上挂的到底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和卡拉•阿卡迪（Carla Accardi），还是谢里•桑巴（Chéri Samba）和莫克•佩因特（Moke the Painter）等非洲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我相信以同等力度将不同事物并排陈列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表现手法，”郝勒说，“而且我越想越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方高于另一方。” 双重俱乐部严格遵循艺术家所说的“‘和……和……和’模式”——不做那种乌托邦式的努力，不再试图弥合艺术（作为一种独立体系）与其他领域之间的距离，无论这个领域是科学，音乐，还是日常生活。的确，这回称得上是郝勒整体艺术创作中最具野心的一次尝试——不是瓦格纳式的综合，而是一个独特整体：酒吧就是酒吧，壁画就是壁画，刚果流行乐演出就是刚果流行乐演出，每个元素除了是它们自己，不再是别的什么。巴洛克时代的人们曾经梦想过这种自由的美学叠加：一种艺术形式超越自身进入下一种形式，但仍然保持其独特性。“画家从这一段的末尾进入下一段，从艺术家变成了城市规划者，”吉尔•德勒兹在写到巴洛克城市的时候说，“艺术的总体则成为社会场域，即巴洛克舞者所占据的公共社会空间。”郝勒创造的舞池是旋转的，一圈过后，你刚刚开始适应的非洲舞曲突然变成欧洲迪斯科。我并不是说，你非得亲临现场才能体会差异与重复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但如果你真的去了，过段时间你很可能还想再回去看看一切是否一如从前。
译注：戈登•马塔－克拉克和“食物”餐厅：1971年，艺术家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和他当时的女朋友凯罗•古登（Carol Gooden）在苏荷区一起创办了餐厅“食物”（Food），餐厅的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都是艺术家。这家餐厅后来成为艺术家的聚集地，而两位创始人也变成了苏荷区传奇人物。
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是《Artforum》的特约编辑。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