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新中国的时代记录者，行吟诗人，在他那充满浓郁诗意的影片中，是市场“改革”所带来的迷乱与焦虑，他的作品，捕捉了中国奇迹背后被忽视的一切：淹没的村庄，污染的天空，破灭的理想。在2004年的作品《世界》里，华丽美观的地球村，化身为北京城外的一座鲍德里亚式主题公园，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这个具有隐喻性的巨大“秀场”，正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集体主义的急剧转型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代价中逐渐分散开来。
贾最新的影片《二十四城记》将于六月五日在纽约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座曾经辉煌的国营工厂的衰落颓败，预示了中国又一批失业群体的茫然无从（讽刺的是，今年是农历的牛年，牛象征着勤劳）。贾通过一座1958建于成都的军工厂420厂的拆迁，表现了官方对历史的涂抹、消解，正如在上部经典之作《三峡好人》所体现的一样，三峡大坝的修建，将过去一一淹没，而这座社会主义大厂，也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不得不让位于一座新开发的、与片名同名的豪华楼盘——二十四城记。无论是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牢靠稳定的生活和共同价值的怀念，还是对贪婪无序的市场经济的藐视，在贾的影片里，这家国营工厂俨然已成为一座消失的乌托邦。导演从对老工人们进行的130个访谈中，选取了五段个人的回忆，组成一组群像，一个对那个隐秘而自给自足的世界的集体回忆，这个世界无关乎它所处的城市，有着其自身独特的构成：这里有着自己的宿舍、电影院和游泳池这样的设施。
几十年过去，工厂不得不进行转型，制造消费品，初次开始缩减规模，最后卖给了一家私营企业。导演巧妙地抓住了一个极具讽刺的场景，在“置地接受仪式”上，一群红脸蛋的工人们歌唱着“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然而，回到现实中，各自却要面对所唱歌词那相反的一面。
在之前的纪录片《无用》中，对于他所要表达的意义，几乎失控，令人误以为影片是对主角、时尚设计师马可的致敬，而在《二十四城记》中，导演在复杂与考究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对故事形式与主干，进行了控制。哀婉的配乐比他那标志性的流行歌曲更为动人，悲伤的弦乐令人想起Barber的Adagio, 镜头缓缓掠过穿过废弃厂区的路，娴熟的构图中，是横条框架后的工人，一个变压器的特写，升腾的蒸汽中孤零零的电缆，在视觉上很像伊文思或安东尼奥尼的早期作品。导演不时采用这样的手法——画面褪去后，渐成黑屏，在此之上，加入了很多的文献画面：警戒性的标语和横幅，官方记录，一些诗选，有中国诗人的，也有叶芝的。对于现实中对称性的画面，导演进行了细腻的捕捉，开始不久的一个镜头中，将两排的工人进行了抽象化处理，一排呈水平状，一排走向了楼梯，既是一种昭示，也带有一份克制，贾重新回到了画面、客体和设置编排中：俯视的镜头下的楼梯井，孤单的保安，战斗机纪念碑，一屋子打麻将的人，最令人注目的，是工厂的大门，开始是蜂拥着大批工人，最后散开，工厂的标志被拆掉，替换。
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一样，贾将现实放入了虚构之中，表面看来是一部纪录片，而一半则是虚构的故事组成：四位演员扮演的角色，以访谈的形式，对着镜头，进行独白。贾表示，采用这种手法，是希望能让影片更具复杂的情感力量，三个关于失去的伤感故事，由中国三位实力女演员主演：陈冲、吕丽萍、贾的缪斯赵涛，但比起工人们原汁原味的讲述，这一部分显得不够打动人，感染力较弱。贾从演员本人身上得到了启发，例如，长镜头下，陈冲的侧面出现在一面台式镜中，她扮演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工，在片中，因长得像真实陈冲主演的电影《小花》中的女主角，而被称作“小花”。（随后，我们从电视机里，看到了这部老电影的片段）。另有一个对年轻管理者的访谈，安排在一座现代华的寓所里，既暗示了土地占有者暴发户的心态，又不自觉地令其参与到影片之中。
《二十四城记》充满表现力地延展了贾樟柯的一贯的社会关注——废弃的生活，丢弃的传统，破碎或消失的理想———在短片《公共场所》的舞厅歌曲中所哀悼的那种理想：“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如《三峡好人》（2001）中江水淹没的奉节，如《任逍遥》（2002）中那公路未竣工、业已被遗弃的大同，成都成为贾的银幕中，出现的又一座枯城，永恒与刹那，似乎在此交替着，流年似水，“新时代”款款而来，被忘却的大坝，桥梁，公路，宾馆的面目，在毁灭中永无休止。
作者詹姆斯•匡特 （James Quandt）为多伦多Ontario电影院资深选片人。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