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我第一次遇到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当时我们都在新英格兰学校教书。某个雪夜，朋友和学校的员工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威廉姆斯学院，参加《男性之间：英语文学与男性社交同欲》（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1985)一书这位大名鼎鼎的作者的演讲。她的演说令人为之一震。当时的“理论”集中于对福柯的知识权力的分析上，而她的演讲，则对无知进行了重新评估。在她对狄德罗的《修女》的讨论中（后来收录在1992年她的杂文集Tendencies中），她提出通过审视“心理上的耻辱，否定性投射”，将无知“复数化和具体化”，她后来穷其一生都在研究这些课题。为了这一目的，她用词语搞怪。她的句子包含了很多的走走停停这样的语句，这些句子经过深思熟虑后，进入了戏剧性的私语中，却似乎走错了方向，掉头变成了新逻辑的措辞。很显然，她伪造了一种诗意性理论行话，使得浸染在平淡言论中的美国评论家产生震惊，促使他们去寻求新的表达方式。她的短语似乎将小说中被诊断的症状激活。说出了文本中没有说出的那部分，揭露了文本是如何展示自身的认识暧昧性，将狄德罗的修女变成戏剧性的“性盲”和“纯粹无知”的“哲学家”。
塞奇威克具有一种处理权力-工具理论的特殊天赋，能将持续性的思考融入到亚文化、日常用语中。在2007年《南大西洋周刊》的一篇文章里，她将阅读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感受比做是“精神恍惚”，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我们与全知全能”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这些流行的隐语，以及如《简奥斯汀和自慰女孩》这样的题目，受到了文化权威和更为主流的文化研究敌对分子们的愤怒攻击。尽管这些攻击令她烦恼，她还是利用了这些它们，去开辟新的主题（面子文化）以及独特的文学实践，以自我暴露而沾沾自喜。她有一种行为艺术家的天赋，当她站在济济一堂的房间做演讲时，观众们马上就屏住了呼吸，他们感觉到，某种私密性的表达将以一种新奇的方式呈现出来。臃肿的身材，化疗削发，自娱自乐，这些表征在她的笔下暴露无遗。在《一首正被书写的诗歌》（1986），儿时挨打的记忆通过连续性的诗句被引出来。《白色眼镜》（1991），是向密友大卫林奇（被诊断患有HIV）的致敬，她将文章变成了自身与乳腺癌抗争的叙述。两人都深陷病症的困扰，一位是“同性恋男子“一位是“拉拉的理想自我”。
对于靠非具体化理论和哲学性非人格化伦理支撑起来的一代，对理论和自我指涉的这种模糊性使得身体显得更加突出。1994年诗集《肥瘦艺术》的封底，是一张体态庞大的塞奇威克身着短裤和胸衣的照片，这不禁令人想起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或凯瑟琳•奥比（Catherine Opie）以及弗洛伊德的作品中裸体而慵懒的肥女形象。人们对于塞奇威克所示范的庞大和从一种隐喻性语言中引出的性征程度，还无法高估。在她的作品《动人的感觉：情感、教育和操演性》（2003）上，有这样一句话：因耻辱意识和耻辱性创造而明显兴奋的很多表演性行话，都与同性恋的世俗空间密切相关的。比如：男性化的侮辱，皮革，骄傲，SM, 拉，音感，拳打，态度，戏剧性，禁欲主义，抽打文化，掰女神，宗教狂，简而言之，激情四射。
如一个派别出来的米勒（D. A. Miller）和韦恩•克斯特鲍姆（Wayne Koestenbaum）以及他们共同的鼻祖罗兰巴特，塞奇威克给了理论一种色情变调，于是形成了从解构主义到后解构主义、从巴特式中性到酷儿的历史性转变。她也是同辈理论主义者的核心人物，这些人中包括里奥•伯塞尼（Leo Bersani）,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道格拉斯•克瑞普（Douglas Crimp）, 提姆•迪恩（Tim Dean）, 大卫哈•珀林（David Halperin）, 特瑞莎•德•劳拉提斯(Teresa de Lauretis)和麦克•华纳（Michael Warner）, 他们致力于将弗洛伊德、拉康和福柯在分散的性和权力的分析中产生作用。他们的研究将传统的安格鲁-美洲学科如古语文、英文的、人类学、音乐、历史和艺术史面向了“性别和性研究”上。这一名号逐渐成为一个领域，赢得了尊敬，在学员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权威性，自然而然，其部分边缘性也就消失了。当她的主要作品《男人之间》《密室认识论之》（1990）出现时，冒犯这一术语还没有成为学院化性政治的简化形式。
在酷儿理论的两部标志性著作出版后，作为批评方法的性政治并不尽相同，巴特勒在史蒂芬•巴贝尔（Stephen M. Barber） 和大卫•克拉克（David L. Clark）的2002年编辑的选集《关于塞奇威克》中，称这些书是体现她的才能的决定性著作，但并非如此。在塞奇威克创作生涯的过程中（从Amherst，到杜克大学再到纽约城市大学），她的兴趣转向了很多关乎未来研究的其他领域。写作涉及佛教，同时在拼贴画、纺织、图书艺术上，都有所涉猎。除了诗歌外，她还出版了一本心理分析的日记（《爱的对话》(A Dialogue on Love [2000])，与安德鲁•帕克（Andrew Parker）合编，1995年的《表演和表演性》（Performance and Performativity），通过社会心理学，表达了对弗洛伊德主义的反对。她还曾经为一本纪念册命名：《你口袋里的盖瑞：盖瑞•菲舍的故事和笔记》（1996）（菲舍曾经是她的学生，是一名美籍非裔作家，生前没有出版作品，1993年死于艾滋，年仅32岁）。
和巴特勒一起，塞奇威克作为酷儿理论、一场运动的创始人，一度被人们记住，这一运动拒绝强制性的异性恋，展现同性恋的恐慌惊惧，将每一种族、性别、民族和收入的人容纳进放大的密室里。尽管在九十年代中期，它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而酷儿理论实际上是依赖于对变性、雌雄间性、内在功能性、残障研究而得以存在下去，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以非正常的眼光去看待身体部位所做的一切，根据身体表现的常态，认为性心理早闭是非正当化的。塞奇威克所形成的酷儿理论通过保持它一贯的激进主义从而在后石墙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确立地位。塞奇威克从没有错失任何一个机会去表示她对同性恋的支持，去批判那些厌恶同性恋的人们以及公众对艾滋危机的无动于衷，对传统家庭价值观进行质疑挑战（比如1989年的文章《如何将孩子抚养成同性恋：关于女人气男孩的战争》）。
作为一名认同男同性恋身份而自身嫁给了一位男性的女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主体身份使得她与党派身份政治的某些方面并不一致。但也正是她自身的性/性别/身体的复杂性使得酷儿理论得以产生。对她而言，非同一性身份，是酷儿之爱和自向中心型欲望的一个条件，�%9
译／ 王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