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双年展是一头文化政治恐龙。九十年代的双年展热潮过去以后，这位国际艺术展之母似乎更像一场十九世纪铺张的艺术奇观，而不是哈瓦那、伊斯坦布尔、光洲或宣言展上新一代策展人积极推进的实验性展览。绿园各自独立的国家馆结构依赖于一份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鲜有变化的地缘政治权力地图，就连圣保罗的经典豪华秀都在2006年最终抛弃了这种老掉牙的代表模式。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仍然是许多国家全力奋斗的目标，其中包括新近独立的国家（克罗地亚，立陶宛），国际后起之秀（中国，新加坡），甚至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威尔士和苏格兰）。今年，新加入的参赛选手里有几个来自中东地区，其中一部分并非民族国家：巴勒斯坦，伊朗，阿布扎比和阿联酋。由戴德•若格哈德（Tirdad Zolghadr）策划，名为“不是你，是我”的阿联酋国家馆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是今年双年展上唯一一个公开反思其存在权利的展区。
位于军械库最末端的阿联酋国家馆开场就用墙上四块文字说明宣布了它自我反思的性质。文字版块的大小，字体，以及爽利的语气都仿佛在告诉我们，之前沿着绳厂展厅老实排开的标准文字说明到此为止。第一部分文本总结了负责这座国家馆的策展人面临的四大挑战（空间的大小，国家展示的独特性，艺术界的展览疲惫，以及有关阿联酋的种种疑虑——大概是针对该联邦的文化）。第二部分提出四种解决方案（分割空间，同时尽可能减少参展艺术家人数，强调其世界博览会的潜在文本，自我反思，不做任何辩护）。经过这么一段给劲儿的介绍之后，穿着带设计师标签的阿拉伯长袍的助手就会发给观众一个音频的导览器。导览说明由现居伦敦的建筑学作者舒蒙•巴萨尔（Shumon Basar）撰写，国家馆负责人拉米斯•哈姆丹（Lamees Hamdan）朗读，开头的几句话听得令人欣慰：“在看过这么双年展作品之后，也许您会很乐意来点儿对眼睛和耳朵来说都比较轻松的东西。您猜怎么着？完全没问题！”哈姆丹接着开始详细阐述双年展和世博会之间的类比关系，然后简短地介绍了一下国家馆五个组成部分的第一部分——拉米亚•加尔加什（Lamya Gargash）的三十一张正方形照片。照片记录的是阿联酋的一星级酒店，但并没有把这些图像当成艺术品呈现，而是采用了标准的杜塞尔多夫式处理方法——音频导览从人种志的角度将它们圈定为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看不见的对应面。
只要稍微换一下耳机频道，就能听到另外五个录像投影的音轨，这是现居柏林的剧作家/策展人汉娜•胡尔茨格（Hannah Hurtzig）的作品。录像记录了两个人的谈话，谈话者要么位高权重，要么是某方面的专家，其中包括：一名文化部部长，一名沙迦商人/收藏家，萨迪亚特岛(Saadiyat Island，阿布扎比目前正在开发的文化区)的CEO，《Bidoun》杂志的一名编辑。谈话内容则围绕阿联酋视觉文化的发展展开。一般情况下，这种“头头讲话”的录像会让我胃口尽失，但用在这里——用在《国家建设者》（2009）的标题下——谈话就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信息，在介绍关键人物的同时，谨慎地把更具挑战性的问题留给了观众。对话对于我们每日见证的男性权力展示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恭敬——更像文化机构赞助的研究，而不是艺术家反对霸权的创作实践。这一点在等离子显示屏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屏幕上播放着这些录像的“制造”过程，背景显然是某家高级酒店（也许就是帆船酒店？）。
旁边是阿联酋已落成或建设中的美术馆的高级模型，其中包括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卢浮宫分馆，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的古根海姆（大得离谱，简直近乎于滑稽），以及迪拜文化村。这些“国家展会”组件旁边是一些来自各个时间段，更加符合传统定义的艺术品，比如1979年至1984年哈桑•沙里夫（Hassan Sharif）观念和身体艺术的记录文献（想想标准的黑白照片配上打字机打出来的文字）。在如今文化操纵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沙里夫的作品似乎让我们瞥到了老派艺术家的创作诚意，直到有人暗示我他很有可能是策展人臆想出来的人物。就算真的如此，我觉得可能也没大所谓：真实从来不是阿联酋关心的第一要务（毕竟，阿布扎比就正在为它自己将来的双年展建造一个模拟绿园）。
这一态度在国家馆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得到再度强调。该部分是德国弗莱堡艺术小组Jackson Pollock Bar在双年展开幕周期间做的一次复杂的行为表演。作品名为《开幕》，长度二十八分钟，表演蓝本是若格哈德和哈姆丹2008年在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上宣布阿联酋参加双年展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笔录。首先由演员根据笔录重新录音，对现场进行声音上的再现，然后到威尼斯国家馆里，再由另外两名演员对口型表演（两名演员分别饰演若格哈德和哈姆丹）。表演亮点之一是一名叫“约翰•史密斯”的记者问了一连串很尖锐的问题，也是全程对口型演出来的。最后的效果非常精彩，不仅因为演员能够将整个讨论过程全部对口型表演出来——就连新闻发布会特有的那种倦怠的焦躁就模仿得惟妙惟肖，还因为史密斯提问的内容：阿联酋的文化难道不是一项从上至下的倡议吗？难道不是只有富人才能作为艺术家存活下来吗？阿联酋难道不应该先处理好本国外籍劳工可怕的生存状态再购买西方艺术史吗？（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我问的，但我没有机会参与讨论。）
通过这场表演，通过整个阿联酋国家馆，若格哈德成功地用腹语术说出了他本人对阿联酋的矛盾情绪，但与此同时也使西方国家对阿联酋的认识更进一步，也更加复杂化。他承认国际社会对阿联酋如狼似虎的文化发展计划普遍感到不安，但也只是通过把这一点和那些通常不被宣传材料注意的艺术家作品放在一起展示而达到的。从这方面来看，若格哈德也许说出了困扰所有国家馆策展人的矛盾：艺术作为展示国家实力的手段，是否应展示文化生产的国内环境，以及如何在超级富裕但时间贫乏的双年展里保持批判力的问题。阿联酋国家馆里真正的艺术品数量有限，而策展人的创作痕迹却随处可见，距离心照不宣的油嘴滑舌只有一步之遥。若格哈德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不无艰巨的任务：既与赞助方设立的原始目标保持了一定距离，又委婉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如本文所证）。这是一次最棒的双簧表演。
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中心艺术史副教授。
译／ 杜可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