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开始不会注意到，本期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一个接着一个浮现出来，最后变成了一串菱形的颜色。但这些数字却无时无刻地围绕着我们，而且越来越普遍，从计算器和电子仪表的电子屏幕，再到电子手表。数字已经前所未有地铺天盖地而来，因为设计越来越讲求经济：一个七段的闭合系统就能产生整个字母数字系统。同样，一种风格也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系统。姿态、举止和结构之间的运动正是我们本期要讨论的重点问题，不仅仅体现在本期的特别报道中，而且也是整期刊物的主题。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不得不花费一定的笔墨。在艺术作品和艺术世界中，习惯、品牌和姿态之间产生了强烈的相互影响，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僵化的模仿和一系列造作的风格，无法实现辨证的救赎（dialectical redemption）。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下，“风格”的名声一度不好，被认为是不成熟的个人主义、某些艺术家的故作姿态，或者是一个僵化的词汇，表示某个空洞的能指，等待着进入“新”、“后”之类的运动而被消费。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讲，风格承载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焦虑、玩世不恭和差异。
本期的作者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风格的问题（其中很多都是初次为我们撰稿）：尽管这些作者意识到了风格云山雾罩的历史，但是与对风格的一般理解相比，他们的视角更开阔，也更细微。他们不仅仅是从形态学的角度来理解风格，而且把它当成了一个系统和一种具有生产能力的结构。他们为我们理解事物的外表及其功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封面艺术家Tauba Auerbach发现了手写/电子邮件中的意图、作用和挪用之间的微妙波动。艺术史家Alexander Nagel 和Partha Mitter分别探讨了风格在早期现代和殖民时代的不稳定性。批评家Ina Blom让我们将风格作为一个变化和生产的场所进行重新思考。Blom的文章涉及到Ryan McGinley的轻松的现实效果，以及电影史家David Bordwell对于手持照相机的历史变迁的阐述。与此相关地，平面设计师Peter Saville提到了一种装置，说明了“数字化时代风格的分裂多样性”，这是一个转盘式的同心轮，能够产生一些很奇怪的术语，例如“班格拉黑色（bhangra noir）”或“震动魅力（shaker glam）”。本期杂志的很多作者之所以要重新考察风格的问题，正是因为风格是变化的、边缘的，它适用于流动的、女性化的、装饰化的和那种腐败不堪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风格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只有具有了主体间性的时候才能引起注意。比如，有的人看Tom Burr的作品是集合艺术，有的人觉得是一堆袜子，而这也是现成品艺术之后，关于一切艺术的唯名论矛盾。到底是艺术还是一堆袜子，这完全在于我们用什么框架去衡量。古典学者Richard Neer指出：“简言之，在风格之前，或者风格以外，别无其他”；风格涉及到“一种能够分享的概念的语法”和一种“共同的生活形式”。艺术史家Christine Mehring对故去的德国艺术家Charlotte Posenenske的似乎矛盾的实践活动进行了研究。这位艺术家将“工业风格元素有系统地结合起来”，然后让这些元素重新生成新的形状，就像消费者的建造砖石。对于当前而言，艺术家Mark Leckey在死物与性灵间编织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网络，以一种调侃的方式反映了人智与人工智能、观者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本期《艺术论坛》既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我们熟知的形式，更提供了我们所不慎了解的观点。毕竟，杂志也是风格的产物，即修辞。尽管我们总是谈及艺术的高不可攀和伪造的民主，但明度、深度，甚至一些时尚的话题都应该是我们长期关注的。在这一点上，我的前任提姆•格里芬就是一个榜样，他不畏风险，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另一段新的航程，从一百四十字的短评，到一万四千字的书籍选章，既有危机的语言也有自满的流露。所以，我们应该带着勇气去展望未来，因为前方既有美景也有云翳。
文／ 郭怡安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