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年前，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出版了他的名作《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在书中，他生动地展示了民主理想如何已经危在旦夕。危机的原因，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全球化，这种地缘政治的剧变令原先的地方、甚至国家政府的秩序都变得过时。李普曼认为，传统民主理论所幻想的“全知公民”（omniscient citizen）是不存在的：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掌握他——当时确实还只局限于“他”——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即使公民了解很多情况，他也只能从外部干涉掌权者手里的复杂事务。全球化令民主行动的概念本身变得不可能，人民无法像从卢梭、马克思到黑格尔的大陆哲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务。被政府忠实代表、经过启蒙的、统一、积极的公众可望不可即。
然而，李普曼并不反动。如果公众是一个幻影，那么这个鬼魂也是必须召唤的，因为除了民主别无他路。因此才有了下述这段震撼人心的著名文字，李普曼在其中总结了当时“国与国之间、不同部门利益之间、不同阶级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同教会之间”[1]的严重分歧：
“然而，正是这类争议，这类最难化解的争议，需要公众来进行裁决。事实被深深隐藏，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参照，一切都是前所未有、混乱无序的，但正是在这些地方，力不从心的公众被迫要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最难的问题就是那些体制机构无法解决的问题。它们是公众的问题。”[2]
让我们“快进”到2009-10年，挑一个当前的幻影公众必须思考的问题：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异象化”，或者全球气候变暖，或者任何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热词。去年冬天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5)并没有达成什么共识，也未取得什么进展，看看会上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方式，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自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来，局势已经恶化了多少。
李普曼不可能预料到，全球化的规模会扩张到覆盖整个地球气候系统的地步。那些大战之后本就迷失方向的可怜公民如今更加一筹莫展，因为造成眼前这些后果的行为他们完全无力追踪，但其影响却遍布整个地球。
另外，李普曼也不可能预见到交流工具的失效，而交流是公众（不要忘记他们总是“力不从心”）解读争议中“粗糙信号”的唯一方式——通过交流，观众得以分析信息，排除偏见，避免党派之争，从而恢复某种临时的解决之法。李普曼在早年出版的著作《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 1922）中对典型的报纸做了详尽的描述，而现在报纸则被各种鱼龙混杂的媒体渠道所取代——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说为幻影般的公众分辨党派之争提供了便利。公众先是迷失在问题里，现在更迷失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媒体里。
当然，如此形态和规模的问题也不能指望哪家机构凭一己之力就能对其进行报道、监督、控制、掌握、处理，或者追根溯源。就算聚集了地球上所有国家代表的峰会，就算此前还有轰轰烈烈的媒体宣传，也消化不了这个如此棘手的问题，因为它牵扯到太多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我们的问题出现了，可是却没有出现与之相应的公众。这也难怪，因为气候危机要求的正是一场激进的革命。不是阶级对立的突然动乱，而是在一切生存层面上的广泛变化，从汽车到穿着，从建筑到工业，从农业到污水处理等等。想要调和如此众多的利益，取得全球范围内的共识谈何容易？
这些混乱和隐瞒由于下述事态（这也是李普曼不必见证的）而变得更加复杂。就在哥本哈会议的前一个月，科学家群体本身被卷入了一场可怕的运动，这场运动还有个荒唐的名字，叫“气候门”事件，其中科学家被描绘成说客，他们的研究也被说成是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而做。专家和科学家别说起到解决政治纠纷的上诉法院的作用了，现在他们自己都被拉进这团乱麻里，再也不能从一个俯瞰或旁观的角度来解决问题了。
媒体没了，上诉法院没了，管事的机构没了，但争端还是有增无减，“一切都是前所未有、混乱无序”：没错，局势已经恶化太多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中回应李普曼对天真的民主理想的批判时所言，我们需要对艺术、科学和政治下全新的定义。
第一项任务就是要让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代表”（representation）这个词的所有含义上获得代表的可能。哲学家诺特里·马雷斯（Noortje Marres）有言：“没有问题就没有政治”。因此，为了让新生的公众看到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社会和自然科学的资源，而且也需要艺术的资源。正如杜威所说，如果没有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社会与自然科学家的多重合作，我们就无法对我们的集体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研究和追溯——更重要的是，也就无法通过彰显他们的工作，甚至包括矛盾分歧来增强对科学机构的信心。这也是我和彼得·韦伯（Peter Weibel）在德国卡尔斯鲁厄的ZKM媒体艺术中心策划的展览“让物件公众化”（Making Things Public，2005）想要模拟的内容：如何促进新的再现技术，将“艺术的论坛”和“科学的广场”添加进常规的政治领域。
杜威颇为戏剧化地写道：“因为行动、探索和知识的情况不断变化，因此实验必须不断重做，国家必须被不断再发现。”[3]这也就是所谓“政治艺术”的目的所在——这是我们今秋在巴黎政治学院创立的政治艺术研究院所要探索的领域。如果不改变代表问题的形式和讨论场域，你怎么可能拥有“代表性的民主”？公众将被组建，国家有待重新发现。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注：
1. 瓦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1925年，2009年由Transaction Publishers出版社重印，121页。
2. 同上。
3. 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纽约H. Holt and Company出版社，1927年，34页。
文／ 布鲁诺·拉图尔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