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顶公司
“公司如同军队,员工全是明星。”
没顶公司创立于中国上海，在这里所有人都是雇佣关系,都是公司的员工。
在公司里，每天的工作就是创造，而且不能停。我们用公司制度来促使人们进行创造。
这其实和大多数艺术家没什么区别，只是在公司的体制，不具备欺骗性。
没顶公司2009年成立至今，做了很多不同的项目与系列作品。例如关注文化偏见和全球化相关问题的中东主题作品（《看见自己的眼睛》，2009年）、 灵感来源于政治漫画的拼贴和装置（《蔓延》系列，2009－2010）以及探究媒体权威和影响的一系列摄影和录像作品（《真像》系列，2010）。 没顶公司也参加了去年（2010年）的上海双年展，在“胡志明小道”项目中展出作品。
除了没顶实验室研发的项目之外，还有没顶空间跟艺术家合办的项目以及着力于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没顶研究所，我们也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社区Art-Ba-Ba网站。
让我们兴奋的是，这种公司化的体制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转移创作焦虑的方法。不代表自己，不刻意引向唯一性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自由。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相信，当代文化需要实践，这是无法回避的。不去改变就会被改变。
没顶公司总部设立在上海。
AA 布朗森论“总体观念”小组
2010年12月25日，周六，下午2：54。又逢圣诞，我不由想起了与我们“总体观念”小组的两个成员豪尔赫（Jorge）和菲利克斯（Felix）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那是1993年，为了他们最后的岁月，我们在多伦多租了一间大阁楼。那天，我们亲朋好友12人围坐桌旁，菲利克斯看起来活像一具尸体，打着吊针的豪尔赫站在桌旁，旁边有护士陪伴。这也就是我们合作的实质：我们共同生活、工作了25年，坐在大桌子旁边，时而谈笑风生时而争论不休，经常冒出些不现实的方案方法。我们就像一位艺术家、有着共同的意识。
“总体观念”小组诞生于60年代的另类文化背景下。我1966年从建筑学校退学，和八个朋友在加拿大温尼伯市建立了一所免费学校、一家自由商店、一个团体和一份地下报纸。我们采用了那个时代的典型方式：我们每周开一次会，统一意见，作出决定。后来，这个组织从8个人扩大到了65人，于是这种做法就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创办的那份地下报纸将那个时代特有的国际化网络联系了起来，我首先和情景国际的Jerry Rubin取得了联系，然后又认识了小野洋子。我刚认识我未来的伙伴时，菲利克斯与人合伙在马路对面开了一家画廊和商店，出售吸毒用品。豪尔赫在温哥华综合媒体学校的Deborah Hay指导下学习表演，总之，那些有影响的艺术家、作家、舞蹈家、摄影家和导演都在重新思考艺术创作的过程问题。正是在这个环境下，合作已经成为我们年轻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总体观念”在1969年的成立实属偶然。我们共同的朋友Mimi建议我们搬到多伦多市中心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的一座小房子里，其正面是一个商店门脸。我参加了这个城市第一个地下剧团Theatre Passe Muraille，而豪尔赫则穿梭于城市各处，为那里的一部作品拍摄排练。菲利克斯到了Mimi那里，告诉她他并没有离开。我们都没工作，为了自娱自乐，我们从周围的商铺弄来一些破烂，在比我们客厅大两倍的橱窗里开了有名无实的商店。我们的门上总是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5分钟后回来”。在早期的这种环境下，消费主义、大众媒体和传播手段成为了我们每天思考的问题。
一年之后，我们搬进了一个位于银行区的阁楼里，在这座大得多的房子里，我们经常坐在一起谈话，而且日程上安排满了行为表演、展览和各种说不清楚的活动。我们的决定都是共同做出的，我们知道，艺术家的角色和投身艺术创作是同等重要。“总体观念”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1970年6月，我们打破了那种个人天才的崇拜，因为我们坚信，集体的智慧总是大于个人。
我们的理念植根于反文化，因此反对版权，致力于将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嫁接起来。我们是城市游击队，也是文化蛀虫。我们并不迷恋于工作室的创作，如果把我们的艺术实践比作一辆车，我们尽管也喜欢将它擦洗干净，放在室内展览，但最理想的方式是让它走向十字街头。
到了1970年代中期，我们不仅发展出了一套集体语言，而且也发展出了一种集体的思考方式。我们往往能说出对方要说的下半句话，这也就意味着合作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成为了一种生活状态。到了80年代中期，我们任何一个成员的想法也必定是我们整个这个团体的想法。我们不必每日开会讨论，我们创作方面的合作更加默契了。从1987年到1994年，我们创作了一系列与艾滋病有关的作品，这些作品采用了我们在70年代发展出的那些方式和策略，但却是以一种更加集中的新方式进行呈现。尽管作为个体而言，我们彼此不尽相同，但我们试着以同一个思维、同一种角度进行构思创作。
1994年，豪尔赫和菲利克斯在家中去世，“总体观念”也随之而去了。5年后，当我重新开始创作的时候，我选择了菲利克斯、豪尔赫与我自己的死亡作为题材。我继续和不同年龄段的年轻艺术家展开合作，我成了他们德高望重的良师益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依然得到了豪尔赫和菲利克斯的支持，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生与死的组合。
AA 布朗森（AA Bronson），纽约艺术家，曾与菲利克斯和豪尔赫成立“总体观念”小组（1969-1994）。
DAS INSTITUT
正是艺术生产的行为性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的合作是基于那种直觉、透明的分工过程，我们彼此完善对方的工作方式，不断改变创作领域，当然这也带来了新的侧面影响。2007年，《Uovo》杂志邀请我们设计一个插页。当时我们就想，为什么不将我们的组合以此命名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以此为名的艺术团体，所以我们也不妨仿制了一下。DAS INSTITUT就这样宣告诞生了。DAS INSTITUT根据Adele Röder的图文设计为Kerstin Brätsch的绘画作品设计了海报标题。
我们选择的这个名字是假设的，但这却让我们拥有了很多自由，创造了一个交换的精神平台：Institute既是指专业技术的汇聚，也是指合作语言或者业务身份（business identity），我们总是要应对这种结构所暗示出的等级次序。我们将“DAS INSTITUT”定位为服务代理，DAS INSTITUT没有画廊展览，这样就能选择以非艺术领域的方式运行。
我们目前正在为2010年Ringier出版公司创作年度报告。我们决定和Ringier在欧洲市场之外出版的为数不多的生活时尚杂志合作，即在越南胡志明市出版的《Thoi Trang Tre》。在这本杂志中，我们正在推出一套新的DAS INSTITUT数字织物“Schröderline收藏”，其中的一件是定做的连衣裤。我们将采用实地拍摄的方式让模特展示这款衣服。
DAS INSTITUT (Kerstin Brätsch 与Adele Röder)，纽约团体。
PAUL GELLMAN论“小生物”
我认识很多在Echo公园和银湖（Silver Lake）搞音乐的，在这些地方，弄得再晚、声音再大也没关系，所以合作也就变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其中还有很多人也做艺术。我是从我的朋友Jan Steward那里租来的工作室，他也是Corita Kent姐妹组合的朋友。Jan的一些言论被印成海报贴在墙上，其中很多都被Corita姐妹组合印在了绢网上。2005年，Janet Kim将我们集合起来，组成了“小生物”（Tiny Creatures）团体。最初，这是一个唱片商标，然后变成了一个画廊。“小生物”就是我们的试验：成员总是在不断流动，总是将新的观念和廉价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生成意趣横生的东西，阿门！比如，我想起了上周二在DIY画廊放映的Joséphine Guattari和François Pain的影片《在拉伯德的田中泯》（Min Tanaka à la Borde） (1986)。Sylvère Lotringer回忆起自己70年代也曾去过那个心理诊所。随便聊了一会儿之后，我给大家示范了制作纱曼荼罗的过程。谈话、制作、歌唱使这次的画廊参观不同寻常。往往艺术家不是孤独的天才，为了创造那些不同寻常、充满活力的东西，我们不仅需要调动那些认识的、信任的和喜爱的人，也需要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参与其中。
Paul Gellman，洛杉矶艺术家，“小生物”团体参与者，《动物避难所》（Animal Shelter）杂志编辑。
文／ AA Bronson、 Gelitin、 没顶公司 （MadeIn）、 Guyton\Walker、 Das Institut、 Claire Fontaine、 Tiny Creatures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