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迦双年展入口。Joana Hadjithomas与Khalil Joreige，《黎巴嫩火箭协会：纪念碑的元素》，2011，第十届沙迦双年展开幕，阿联酋，2011年3月16日。
第十届沙迦双年展
回顾第十届沙迦双年展，那些策展人似乎是自找麻烦，在世界上最独裁的地方，他们所策划的展览居然探讨了密谋、颠覆和背叛的主题。Suzanne Cotter、 Rasha Salti和Haig Aivazian邀请了119名艺术家、作家、音乐人和电影人参加了本届以“谋定双年展”（Plot for a Biennial）为主题的展览。有人说,这届沙迦双年展很像拍电影：分为不同场景和不同主题（腐败、虔诚和叛乱），还有不同的角色（叛徒、翻译,以及诽谤者）。参加本届双年展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阿拉伯地区2010年12月以来的民主运动——译注）之前完成的,但很多作品都出乎意料地带有几分先见意味。在开罗的抗议者大闹埃及国家电视台总部的几个月之后，就连更早一些的作品也焕发出了极大的新意，例如Farocki和Andrei Ujica的《革命录像纪事》（Videograms of a Revolution, 1992）就是如此。这件作品由一系列录像画面组成，表现了1989年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政府垮台时的混乱与人们欢欣鼓舞的情景，当时一些示威者占领了布加勒斯特的一座电视台。
尽管“谋定双年展”的大部分作品并没有强烈的革命精神，但却抓住了这个地区政治气候的关键性转变。纵观整个双年展，对于记忆与历史的密切关注构成了当代艺术的所谓“档案转向”，而且这种关注也成为了一种富有诗意的想象。Bouchra Khalili利用非法移民的故事在其八屏录像装置《地图旅行计划》（The Mapping Journey Project, 2008–11）中以绘图的形式对地中海人进行了重新呈现。而Joana Hadjithomas和Khalil Joreige将一个久已被忘记的关于一群美国科学狂的故事改编成了一件现代雕塑《黎巴嫩火箭协会：纪念碑的元素》（Lebanese Rocket Society: Elements for a Monument, 2011）。这件装置表达了艺术家对知识、进步之类的乌托邦理想的反思。Shumon Basar与Eyal Weizman，以及Jane与Louise Wilson合作的影像装置《面孔笔记：这座建筑看到了什么？》（Face Scripting: What Did the Building See?, 2011）中，将哈马斯指挥官遭暗杀的事件改编成了一部黑色电影。Rosalind Nashashibi的《新到青年的小屋》（Shelter for a New Youth, 2011）将传统的沙漠营房放在了公共广场上，并且在里面装饰着穿紧身裤男性的胯部照片。Amar Kanwar精致的19频录像装置《撕坏的头几页》（The Torn First Pages, 2004–2008）赞颂了缅甸一位孤独的书店老板和数千不知姓名的读者。本届双年展试图在政治意识和审美愉悦之间找到平衡，触及到性、文盲、贫困和无助等主题，但最大胆之处在于它在阿联酋最保守的帝国沙迦触及到了敏感的极限。
此外，今年的沙迦双年展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由策展人策划的双年展，Cotter、Salti,和Aivazian邀请艺术家前来关注主题结构的时空意识问题，以及作为一种颠覆行为的艺术传统。在上一届双年展上设立了一个与展览同时进行的行为表演项目，而这次的设置则更加多样，双年展将音乐、电影、舞蹈，以及一系列精彩的出版物融为一体，包括《橱柜》（Cabinet）杂志和多种语言的小册子《叛逆手册》（Manual for Treason）。这本书刊登了爱德南（Etel Adnan）、沙马斯（Anton Shammas）、贝克特和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幽默实验、误译和选录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本届双年展思想的丰富性。Angela Harutyunyan和Aras Özgun编辑的一本册子是献给埃及革命的。另一本题献给了生造出来的人“Immanual Pourpre”，这本书以Suheir Hammad为利比亚写的诗作为开头，讽刺了阿拉伯世界的那些法令，按照这些法令，侮辱领导人、革命指挥委员会和宗教是犯罪行为。
但这一切在4月6日似乎都成了一个残酷而又兑现了的寓言，沙迦酋长Sheikh Sultan bin Mohammad al-Qasimi突然罢免了双年展艺术总监Jack Persekian，原因是，阿尔及利亚艺术家Mustapha Benfodil的作品《Maportaliche/Ecritures Sauvages》（不重要/乱写，2011）引起了Emirati青年的不满，他们通过微博和电子邮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情绪。摆放在公共庭院中的这件作品包括涂鸦和嘈杂的马格里布hip-hop音乐，以及穿成两个足球队和裁判员的23个人体模型。他们的T恤上的文字都是现成的（食谱、玩笑、含情脉脉的情诗等），还有一位年轻女士对于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内战中被强暴经历的陈述。Benfodil的这件作品到了4月7号的时候突然不见了，只留下了墙上的一些白色涂鸦残迹。在接下来的一周内，超过1500名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和学者联名上书，要求将审查公开化，并对Persekian的免职作出解释，否则他们将不再参加任何沙迦的艺术和文化活动。但Persekian一开始就在公开出版物上表示，他事先没有对双年展进行自我审查，从而将自己和抗议者拉开了距离。沙迦艺术基金会也发表了自己的声明：这次联名抗议是带有情绪化的误导行为，是那些“不属于沙迦双年展事业”的人煽动使然。
联名抗议出现的不同立场也许不是重点，所谓的“Persekian事件”引起了一系列紧要的问题，例如，在阿拉伯世界的公共艺术活动中，自我审查达到了什么程度？为何长期以来，那些总监、策展人、艺术家和作家不能直面政治和文化的敏感问题，而是对其置若罔闻？一个国际双年展“事业”的合法参与者是谁？说得更实际一点，有多少在联名抗议书上签了字的人能坚持到底？如果沙迦双年展不允许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独立，不允许公开的讨论和辩论，那就根本没必要办双年展。也许密谋、颠覆和背叛的主题真的很有必要。
Kaelen Wilson-Goldie， 贝鲁特批评家。
文／ 凯琳-威尔森-葛蒂 | Kaelen Wilson-Goldie
译／ 梁舒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