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正值欧洲人对中国风如痴如狂之时，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雇员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旅行到了英国，此前他曾二度去过中国的港口城市广州。他所写的旅行笔记被英国上流社会视为宝图，名声大噪的他很快就跻身为顶级建筑师和风景设计师之列，1762年为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设计了中国塔，成为乔治三世在世时的首席监测员和建筑师。作为自然主义者、探险家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一个重要项目，邱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百科全书，东印度公司令人惊叹的军事力量和商业实力尽显其中。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从异国运来的植物花草，还有古今文明的各类建筑风格。
钱伯斯自诩这座至今依然屹立的十层中式木塔是以明朝年间（1368-1644）建造的南京琉璃塔为原型，尽管我们都明白，钱伯斯绝对没有亲眼见过南京的那座建筑奇迹。他可能只是通过荷兰驻京使团管事纽霍夫（Johan Nieuhof）1655年的简短记录对其略知一二，而纽霍夫的书在伦敦出版是几乎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钱伯斯的设计更多应该是参照了广州码头附近黄埔岛上的普通木塔，当时那里是欧洲船舶进入大清帝国的必经之地。钱伯斯在他的文章《中式建筑设计》（Designs for Chinese Buildings，1757）里写到，“我并没有假装精确重现了那座建筑：天衣无缝地将中式建筑照搬下来，对欧洲艺术家来说意义不大。”这样看来，完全照抄中式塔绝不是钱伯斯的目的。他更希望制造一种风格上的相似，由此在人们心中唤起强烈的联想。
一百年里，良性竞争最后演变成了虎视眈眈的征服，大清王朝很快败在大英帝国强大的力量之下。灾难深重的土地上，众多建筑遗产遭受毁坏。在这些难以估计的损失中，就有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时被毁掉的琉璃塔。但如今，二十一世纪伊始，古老的中国焕然一新，再次唤起了西方世界的猎奇之心。全国各地以继承本民族文化遗产为理想，开始大兴土木，南京琉璃塔也在重建之列。同时，中国也日益成为欧美顶级建筑师的最佳创作地，建设规模之大令西方望尘莫及。三十年间，中国城市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圳在三十年内从小渔村发展成一座人口一千五百万的特区城市，过去十年间有上千座博物馆落成。与此同时，十八世纪欧洲对东方的向往则演变成当代中国对欧式风格的迷恋。过去，欧洲人曾在他们的中式宅邸里饮茶执扇，而如今中国的富人们则玩起了高尔夫，收藏红酒，购买油画，住美式别墅。这两种类型的审美挪用都突出了距离和时间产生的异国魅力：在两种情境下，榜样文化不仅在地理上与本土文化距离遥远，而且也比本土文化更古老，更成熟，它有着原汁原味的悠久传统，可以在快速扩张的新秩序中为变化的潮流提供稳固基础。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也为文化走向当代带来了一股春风。“改革”指的就是经济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被打破，不过，这里的“开放”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意味着中国在几十年的闭关锁国后，面向外部世界的窗口终于打开了。就如在邱园那样，这一崭新的全球性视野通过建筑被壮观地呈现出来，不久以后，无数欧式美式建筑在中国大地上拔地而起。
深圳九十年代建造的主题公园“世界之窗”就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对外界的强烈向往。这个工程与邱园极为相似，成为当地人体验世界建筑和自然遗产的百科全书。四十八公顷的公园里，围绕埃菲尔铁塔，仿建了一百三十多个世界建筑名迹和自然景观。其中包括飞流直下的尼加拉瓜大瀑布，被风化的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缩小版的圣马可广场。就如邱园一样，世界之窗起初是作为一个了解世界文化遗产的启蒙之地，为统治阶级服务。如今，随着经济日渐繁荣和都市文化逐步成熟，这里成了中产阶级的游乐园，那些仿制建筑几乎只是被用作拍照的背景，国内的旅游者们站在这些景观前，想象自己是在国外旅游。如果说，世界之窗曾经是深圳最具吸引力的地方，那么现在深圳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已经跳出照片背景，现实世界的发展早已超出了想象。
但是建筑上的模仿远远不止这些梦幻之地，房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师反复挪用西方建筑风格，在吸引购房者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北京郊区的一座专门负责大型政府接待工作的度假酒店，模仿的是法国拉斐特之家城堡；一些县级政府办公楼（如顺德、阜阳）则照搬了美国国会大厦的建筑；柯布西耶的朗香大教堂山寨版出现在郑州，让柯布西耶基金会大为光火。而这样的野心并不止于对欧洲经典的挪用：众目所瞩的扎哈·哈迪德 （Zaha Hadid）的望京Soho多功能小区，抄袭版出现在了重庆，建筑师和客户对此很愤怒；上海世界博览会备受赞誉的中国馆，已经令至少一家表演中心获得了灵感；无数个水立方，已经变成了奢华按摩院在各地涌现。这些山寨建筑利用的就是原版建筑在全球的知名度，后者的图像日复一日被中外观众无休止地消费着。如果媒体没有大肆宣传这些知名建筑，这种仿制现象就不会出现得这么多。大部分建筑山寨都由中外合作的建筑事务所完成，这些事务所就像当年的钱伯斯一样，对细节几乎并不重视。他们更愿意从网络这本图案集截取材料。
西方对这些建筑的反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大批中国山寨品（从手提包到DVD）引发的愤怒情绪影响。二者的区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如今建筑也是品牌策略的内在组成要素之一。2011年，一位住在昆明的美国护士在博客上上传了一段视频，记录了她去一个冒牌苹果店里所看到的一切：落地玻璃窗，长方形灰色木桌，身穿蓝色T恤衫、佩戴胸牌的员工，标志性的旋转楼梯。尽管这里出售的的确是货真价实的苹果产品，但当她得知这并不是一家真正的苹果专卖店时，还是大为震怒。当时，苹果只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正式”店（虽然全国被授权出售苹果产品的手机店一直都有）。美国新闻界似乎和护士一样，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她的视频和博客在网上被疯转。虽然苹果并未发表正式回应，但一年后，2013年1月，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批准了苹果店面设计的商标权。苹果公司保护其店面设计的法律手段叫做“商业外观”，其保护对象是零售店的“整体面貌与氛围”。
对这些抄袭现象是否进行管制，惩罚的标准是什么，其实非常微妙，因为抄袭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建筑：建筑的结构很难和原创作品完全契合（如邱园，世界之窗所示），而建筑这本学科本身的历史就是一个与风格影响和模仿有关的漫长故事。因此，建筑无法被完全纳入到我们平时用以理解抄袭现象的法律和概念框架之内，虽然它在全球文化和国际宣传中日益显著的作用已经将其推进了这些争论的漩涡。即使是在以好打官司著称的美国，虽然知识产权保护法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建筑产权法规也是到1990年才正式诞生。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按照组织规定必须对知识产权立法保护。但虽然西方媒体喜欢抱怨中国没有对侵权行为进行足够的法律制裁，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中国人有比冒牌运动鞋或盗版DVD更要紧的问题要处理。鉴于劣质食品和假药、未达标的动车和小学豆腐渣建筑所带来的致命结果，建筑和城市规划审美上的撞车现象在中国很难引发跟西方同等的紧张。
“假冒”苹果店出售“正牌”苹果产品说明了在中国，美学产生的可能性的范围有多大，仿佛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概念——知识产权法里长期以来的一个关键概念——被人用出乎意料的热情，在国际规模上全面接受。文化优越感令西方公众认为中国人想完全照抄他们的文化，而中国则将这些创造性挪用称为“山寨”，要是翻译成英文就是“游击式的挪用”（guerrilla appropriation），这样就为全国人民都热衷的行为披上了爱国甚至革命的色彩。这一民族主义气势凸显了翻版建筑背后始终存在的政治力量。
无论是在邱园还是在深圳，这种潮流并非是要完全复制一个物品，而是想创造一个全新的整体式体验。毕竟，建筑具备塑造生活方式本身的特殊功能。因此，近年来翻版现象已经扩大到社区规模就毫不奇怪。房地产公司和政府都希望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大规模推进城市化建设，全国的居民区和多功能开发区都是以欧式为主题进行设计的。虽然这些社区在名称上模仿了西方——比如上海的泰晤士小镇，安亭的德国小镇，杭州的威尼斯水城，惠州的奥地利小镇哈尔施塔特——但毫无疑问，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所服务的：豪华的别墅（为了获取最大利益而出售），中高档居民区（重新安置外来居民），包括博物馆、酒店、政府办公楼在内的机构建筑（满足当地的文化和政治需要）。再者，这些建筑在细节上，其实和真正的欧式很不一样，它们完全适用于中国人当下的生活方式：在设计上，每个公寓有安放空调室外机的地方，阳台可以晾衣服；别墅里则有池塘可以养鱼，厨房里有室内蒸汽炉，隔音的房间里可以用来唱歌，打麻将的地方都安装了自动麻将桌。也就是说，这些主题建筑虽然表面上有些与欧洲建筑相似，但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照搬欧洲建筑：它们实际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式建筑，为本地各阶层的人服务。
如今，泰晤士小镇不仅是一个上海松江的一个静谧奢华的住宅区，而且也成为婚纱照的拍摄地。每一天，在教堂（英国克里夫顿大教堂的翻版）外的大草坪上，都有数对情侣，身后跟着摄助和化妆师，根据摄影师的要求，摆出各种各样相爱的姿势。此刻的人行道类似拍照的后台，犹如这些婚纱摄影公司为人们提供的化妆间，里面都是一种尺寸的却适合所有人穿的婚礼服（从传统拖地的白裙到小短裙到色彩艳丽的欧式礼服），还包括厚底鞋，头饰，珠宝等等，将一对新人从头到脚进行打扮。在这里，小镇的建筑在缤纷多彩的生活装饰中，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成为了展示这些理想化图片的必要道具。这些仪式提醒我们，在新兴的全球化想象中，建筑在一种视觉游戏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关键性功能有多大，在这其中，任何数量的文化和风格都可以像衣服一样被穿上和脱下。在这种疯狂的幻象中，原汁原味和千篇一律很难再有被需求的必要了，结果往往就是多多益善。
黄韵然（Winnie Wong）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助教。她居住在伯克利和上海。
译／ 王丹华
